主观年龄是个体对衰老进程的主观体验，而年轻化倾向的主观年龄则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互联网的高度普及，探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年龄的影响，对实现积极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本文基于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采用OLS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年龄(感知年龄、外表年龄、老化年龄)的影响，比较不同性别和是否失能老人之间的异质性，并检验社会适应的中介作用。数据结果显示：第一，互联网使用有助于老年人建立积极的感知年龄、外表年龄和老化年龄；第二，互联网使用对失能老人群体形成积极的感知年龄、外表年龄和老化年龄更为有利，且更有助于女性建立积极的感知年龄和外表年龄,而男性则更容易形成积极的老化年龄；第三，社会适应在互联网使用与主观年龄(感知年龄、外表年龄、老化年龄)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并对老化年龄的影响解释力最大。因此，在推进智慧养老的过程中，应考虑到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水平、性别及是否失能等，从而充分发挥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年龄的积极作用,为实现积极老龄化、促进老年人幸福生活提供有效路径。

在数字化浪潮里,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问题愈发凸显。本文把老年群体分为三类,即数字技术熟练使用者、“数字移民”和“数字难民”,并基于全球在地化视角,探讨上海在数字技术适老化2.0升级行动中,怎样构建老年友好型数字包容下新旧媒介并行的微粒社会。经由实地调研新加坡、瑞士、日本等国的经验,剖析其相关做法与实践案例,提出上海的具体实施路径。本文指出,培育老年友好型数字包容、保留传统服务方式、推进科技无感化转换、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支持网络,以及激发老年群体社会参与和数字消费的内生动力等,可有效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推动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深刻变革着计算社会科学领域,为数据收集与分析的多模态处理开辟了新的可能。 这一技术突破对缺乏深厚编程背景的研究者而言影响重大。 其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可通过自动化代码生成、注释和调试,大幅提高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工作效率;其二,借助创新的提示工程,研究人员能够深入开展复杂的数据分析;其三,计算社会科学的教学领域也能受益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尤其是在代码注释和复杂代码解释方面,从而简化了学习过程,使计算社会科学技术更易理解和接触。

本文聚焦平台城市主义视角下的外出就餐实践,选取Z世代成年消费者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进行探索性研究。研究揭示,在平台城市主义视角下,用户的外出就餐行为呈现出决策前置、去空间化、消费中介化及“求新”化的趋势。这些变化进一步在用户的社会心态层面引发了一种寻求安全感与不安感的内在张力,具体体现在“避雷”心态的形成、信任机制的重塑以及“薅羊毛”价值观的建构上。借助“结构—能动”框架,研究明确了平台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定位:平台正逐渐“固化”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然而用户并未被动地接受这一结构,而是围绕其展开了积极的物质性实践。

《技术封建主义》是法国左翼经济学家、社会评论家塞德里克·迪朗2020年出版的著作,2024年出版中文版。该书阐述了数字技术统治下资本主义经济的封建化转向,以一种人类社会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面向系统性地剖析了技术封建主义假说的缘起与逻辑结构。当然,由于对马克思“利润”“劳动”等概念的误读,以及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帝国式的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过程的忽略,这一假说也受到了批评,质疑作者将垄断资本主义的亚形态误认为资本主义的终结。跳出审视的眼光,本文更关注的是迪朗对社会平台化进程中所暴露的问题之针砭而引发的关于平台的思考,并以此为启发尝试初步建构起“平台帝国”的全新想象。

人工智能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其国际竞争力与新的大国竞争格局紧密相关。本文以33个国家为样本案例,通过建立资源—能力—环境框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影响人工智能国际竞争力的不同因素组合,研究发现:数字资源、主导能力和营商环境是提升人工智能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国家获得高人工智能国际竞争力的组态有4条,分别是数字资源—营商环境型、数字资源—主导能力—营商环境型、以数字资源—主导能力为核心的全面发展型、以数字资源—主导能力为核心的创新能力型;导致国家产生低人工智能国际竞争力的组态有3条,分别是数字资源—创新能力不足型、全面不足型、数字资源—能力—营商环境不足型。

在过去25年间,数据采集、传输、存储与分析技术迅猛发展,引领全球步入新一轮数据革命。 这场革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着研究的基本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显著体现便是数据规模呈爆炸式增长且数据类型不断涌现。 与此同时,各类原本作为社会生活数字化衍生产品的数据正被重新挖掘和利用。 数据革命的诸多特征对于人口学家来说并不陌生,他们长期处理海量数据,且善于将有缺陷的数据转化为研究资源。 尽管如此,人口学也深受这场数据革命的影响,其研究所依赖的数据生态系统面临着巨大挑战。 这种变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如普查、行政记录和调查数据这类传统大型人口数据在颗粒度、数据类型及关联整合能力等方面有了大幅提升;其二,手机和网络产生的“数字足迹”等新型大数据源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进而推动了“数字人口学”的兴起。 可见,这一变革。

技术将边界划定和信息传播机制纳入自然化过程,这一趋势引发了媒介研究领域对接口概念的关注。以穿戴式设备为例,数字接口的设计并非依赖孤立的技术指标,而是基于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意识形态,并在具身实践中重新定义了用户及其身体。此外,随着新技术的出现,接口的变化导致了媒介互动形式的改变,进而影响了社会交往领域。在探讨技术接口设计背后的意识形态时,技术的价值至关重要。尽管技术专家试图寻找甚至声称找到了某种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判断,且适用于不同文化背景和时期,但技术的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变化影响着技术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