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问政向网络理政深入转变的过程中，作为网络理政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回应，对赢得公众信任、提高公众满意度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政府回应等理论，借鉴顾客满意度经典评估模型，从感知质量、感知价值、政府形象三个视角构建理论模型，解释政府回应的不同表达方式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并利用文本自动计算方法对成都市网络理政平台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政府回应的重视度、政府回应的真实度对公众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回应时间间隔对公众满意度具有负向影响，负向影响同样存在于政府回应的相似度与满意度的关系之中。而政府回应的丰富度和说服度会受到公众诉求未解决的影响，与公众满意度之间并不存在正向关系，同时发现政府回应具有僵化回应现象。研究结果对于提高政府回应质量、提高公众对政府回应的满意度、维护政府公信力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

人类科技发展带来了生产力和社会的巨大进步，也为社会带来了挑战。《工具还是武器？直面人类科技最紧迫的争议性问题》一书从科技公司内部视角反思科技使用的结果，提出科技管理创新要跟上技术创新的步伐，呼吁公共部门和科技公司加强合作。其中，该书提出系统性短视和监管的缺位是科技成为武器的系统性制度因素，并且进一步分析了监管缺位的原因。本文通过对书中内容的介绍，将书中观点置于现代性反思语境中展开讨论，反思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并且认为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逐步消除技术异化。

当前，跨部门数据共享仍是制约数字政府建设的因素之一。本文依据演化博弈理论，针对跨部门数据共享不充分的多主体协同困境，抽象出数据管理部门和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参与跨部门数据共享的博弈关系，构建了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求解博弈系统稳定性的约束条件，并借助仿真技术分析了主要参数对博弈系统演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跨部门数据共享过程存在多方积极的稳态策略点：政府职能部门提高数据共享投入强度，可以提升数据共享的外部性效应；机构间信任关系存量的积累，能逐步消解不同部门在数据共享上的认知差异。这些因素可以促使政府职能部门和数据管理部门选择积极共享策略。当前中国的政务数据共享协调机制和“好差评”制度建设等，可以对政府职能部门和数据管理部门形成内外结合的调节机制，促使多部门更加积极地参与跨部门数据共享。

近年来,各种各样的“数据向善”和“人工智能向善”倡议开始兴起,旨在推动和组织各种力量去使用新的计算技术解决社会问题。这些倡议对于计算技术的能力如何被理解为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工具产生了持续影响。本文分析了以上倡议从一句口号成为一个研究项目的发展过程,这一研究项目把自己定义成各种场景的“场域”。本文讨论了最近的相关学术研究文献,展示了传播这些倡议和提出“善应该为何”的解决方案及二者之间不确定的纠葛。与之不同的是,我们呼吁研究者用一种实用和分析的态度跳出这种纠葛。本文呼吁对这些倡议的构成开展描述性研究,并从社会科学关于计算技术这一更广泛的辩论中汲取营养,开展批判性研究,从而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框架。本文的经验部分向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数据和人工智能向善”的各种倡议作为一个连续统的一部分看待,并且将其放到一个以“为了发展的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各种倡议为直接先驱的历史轨迹中加以理解。

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秩序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连接的代价:数据如何殖民人类生活并为资本主义所用》一书提出了“数据殖民主义”这一概念，认为数据及围绕它所发展的相关技术让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新兴的殖民主义——数据殖民主义。数据殖民主义为资本主义所驱动。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社会关系和个人生活。本文总结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分析了其不足之处并讨论了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

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但关于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以及互联网使用程度如何调节这些关系的研究仍相对欠缺。对此,本文将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和主观幸福感依次设定为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研究对象为不同互联网使用程度的公众,数据来源于 2021 年中国社会调查数据(CGSS)。通过实证分析,本文有如下发现:首先互联网使用程度对主观幸福感没有直接影响,受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正向效应;其次,互联网使用程度越高,公众的社会公平感越低,不同省份的公众对社会公平感的感知具有一定差异:再次,性别差异也会影响社会公平感,女性的社会公平感更低;最后,社会信任感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内在机制是前者引起了公众社会公平感的变化。相对于其他群体,有时使用互联网的群体的社会信任感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最强,其社会公乎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最强:从不使用互联网的群体的社会信任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强。据此,本文建议持续探究解救“数字难民”的路径,提升公众网络信息素养,建设绿色健康网络环境,提高公众主观幸福感。

数字技术使得人们收集与分析数据的能力大大提高,也给社会科学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萨尔加尼克的《计算社会学》一书总结了数字时代社会科学的发展,认为数字技术拓展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想象力与能力,是对传统研究方法的补充,呼吁将传统研究方法与新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不过,萨尔加尼克关于计算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讨论忽略了计算模拟的方法。总的来说,萨尔加尼克这本书对于当前处于起步阶段的计算社会科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基于DPSIRC框架，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和控制六个维度，构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城市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融合熵值法与层次分析法进行主客观赋权，借助TOPSIS综合评价法计算疫情前后城市韧性指数，多视角分析长三角区域2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韧性水平，刻画城市韧性在疫情冲击下的时空特征演化。研究发现：我国疫情防控常态有效，长三角城市群的韧性水平呈现出“一超多强”、稳中有升的局面；相较疫情发生前，长三角城市群的整体韧性水平在疫情冲击后仍实现了金字塔等级结构上的攀升；长三角区域存在多个高韧性中心城市，受疫情影响，高韧性中心城市与低韧性周边城市的韧性水平差距有所增大。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与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的双重背景下数字融入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愈发凸显。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6年、2018年两期数据，本文关注三项数字融入指标（网络接入与否、数字技能熟练度和网络参与广度）对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影响，进而考察这些影响在不同教育水平和城乡群体间的分异。数据结果显示：第一，整体而言，网络接入熟练的数字技能和广泛的网络参与都会显著降低老年人的抑郁程度，即呈现出数字“疗郁”效应：第二，进一步考察群体异质性发现，网络接入与网络参与的“疗郁”效应受到教育水平和城乡差异的调节。网络接入效应更有利于高教育水平者，而参与广度效应更有利于低教育水平者：相比于城镇老年人，接入效应和广度效应对农村老年人抑郁状况的改善更为明显。因此，在进行网络数字服务的适老化改造过程中，应将老年人的教育水平和城乡差异纳入考虑，以便更为有效地发挥数字融入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积极作用。

本文是对全喜卿《数据区隔：关联、社群和新的承认政治》一书的评论。通过四个关键词，全喜卿在此书中探讨了如今大数据机器学习量化区隔和预测人类行为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在优生学、社会学和大众传媒实践中的历史根源：关联关系将人的过去和未来绑定：同质偏好聚集起了相似的人群；计算真实将人的情感展示自动化：承认识别加固了形态各异的误承认。互联网最终分裂成了无数个缺乏沟通的极化圈层。全喜卿认为挣脱困局的方法是走出“同温层”，生活在差异中。

随着技术变革与社会发展的推进,中国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的高速发展将助力高质量、独具特色的数字社会转型和重构"本文根据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的发展与演化,首次提出了社会计算的发展三阶段,并结合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学科发展及社会转型需求,凝练出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的“4+8"方法体系与前沿动向。本文从社会计算发展与社会形态变迁、中国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的基础与优势、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研究转型等多角度,阐述了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助力中国数字社会转型和重构的体系框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法教义学与法学经验研究的范式之争由来已久,但学界对经验研究方法如何推进某一具体部门法的发展和变革洞见甚少。本文聚焦于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探讨经验研究方法在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的应用与效果。本文采用系统文献综述法,对以英文公开发表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相关的经验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分析,从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两个角度进行了全面述评。在综述过程中,归纳了GDPR相关经验研究着力回答的六个研究面向及每种面向形成的方法范式,梳理了相关研究的趋势、方法、理念和效果。问题维度方面,经验研究可以为知情同意、告知义务、数据权利、大众认知、市场竞争等问题提供事实证据的支持;研究方法方面,呈现传统定性、定量实证研究方法与新兴计算法学方法并存的图景,跨学科研究有所增加,统计学方法、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等方法逐渐占有一席之地。未来在中国开展针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经验研究,可选择性借鉴欧盟相关研究的经验,更应立足中国立法的具体场景,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理解提供可靠的事实依据,以此推动法律的实施和解读。

伴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基于机器学习和人工神经网络的应用进人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诸多里程碑式的人工智能技术中,围棋人工智能AlphaGo毫无疑问是最成功的案例之一。2016年,谷歌旗下DeepMind开发的围棋程序AlphaGo击败了14次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九段,拉开了围棋领域人工智能革命的序幕。如今六年过去,围棋界已然成了AI与人类互动最为成功的领域之一,围棋AI深刻地改变了围棋界运转的秩序。在人工智能汹涌的浪潮下,围棋界成了最先被潮水触及的领域。笔者访谈了中国围棋世界冠军纪录保持者、与李世石九段并称"绝代双骄"的著名围棋国手古力九段。古力在访谈中回顾了过去六年间围棋AI带来的围棋革命,以及我们如何在后AI时代思考围棋作为一种智力游戏的价值与意义。

在工厂、车间与商业实践中，对缺乏研发能力的发展中国家的个体创业者与中小企业来说，通过内部原始技术创新打破路径依赖，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作为一场颇受关注的产业技术革命，平台市场的发展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外部动力。本文聚焦于低技术中小企业，它们虽然共同参与了平台生态系统的建设，但其创新机制却较少受到关注。与平台持有者以及先进制造企业相比，它们对平台经济的反应不一，存在着全然不同的商业逻辑与创新路径。通过对中国两类电商市场的田野调查，本文发现了平台中农村创业者的具体样貌、传统制造业转型，揭示了消费需求驱动对价值链产生的潜在影响。研究表明：平台模式下，生产不再局限在纯粹生产力的维度，而更多表现为生产关系；低技术制造业不仅没有被淘汰，反而为中国加工贸易迈向服务贸易提供了一条现实通路。这对理解中国制造的新特征大有裨益，也是突破路径依赖的可行方式。

数字藏品是以区块链衍生技术为基础、以数字文创产品为内容的新兴事物。数字藏品的发展过程伴随着层出不穷的行业乱象，如何对这一现象进行有效的风险治理，是实务以及理论研究所面临的现实难题。数字藏品的发展，主要存在平台以及用户的民事权益无保障、过度金融化以及被利用进行刑事犯罪三类风险，其中被利用进行刑事犯罪是前两者未得到有效管控的最终结果。对数字藏品的风险治理，应在横向上以确定安全可控的技术方案为治理基础，充分把握各类规范作用，完善规范体系以划定发展空间；在纵向上把握平台这一关键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建立以“技术一规范一平台”为核心的三元治理架构:以此降低各类风险的发生概率并使风险结果可控。助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实现，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本文试图结合当前国外平台研究的主要成果,提出平台研究主要存在理性、权力与生态三种理论范式,通过对近10年中文文献的平台研究进行简要综述和评论,认为中文文献中的平台研究需要在吸收西方理论成果的同时,根据本土时空情境开展理论建构。这种理论建构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需要关注国家等组织与平台的互动;二是需要借鉴社会学的理论视角,从文化范式入手做出贡献。本文依据三种理论范式对中文文献中的平台研究进行述评,旨在推动平台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从网络传感器到大屏幕和移动设备，数字媒介技术已成为 21世纪城市中普遍存在的基础设施。智慧城市话语一直是理解数字技术融入城市空间的主导理论框架。目前，这一框架的阐释力度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数字基础设施的社会潜力，因而本文将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城市数字基础设施不仅改变了城市的外观，也改变了它们作为社交场所的功能。本文将提出“可沟通城市”作为替代性框架来思考经由数字媒介中介的城市。可沟通城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能够将网络化城市空间视作探讨当代全球化媒介关键问题的实质性范例。可沟通城市作为一个前沿领域，涉及具身媒介的日常经验和新型传播中介等新议题，将和关注位置追踪、跟踪、新型自动化和机器学习等城市治理术的强大逻辑互相碰撞。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与文献回顾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全面梳理了中英文核心期刊中碳排放权交易对我国经济影响的研究成果，并基于此建立了碳交易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框架，总结出了碳交易政策影响中国经济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首先，中国的碳交易政策可以在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和微观企业四个领域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其次，从碳交易政策的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出发，本文还提炼出了碳交易政策的成本约束效应、创新激励效应、创新资源聚集效应、能源替代效应、要素替代效应、消费升级效应等作用机制；最后结合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现实背景，本文提出应推进碳交易政策公平性建设，丰富参与碳交易的市场主体，制定差异化的碳交易政策，并重视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以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大数据的发展改变了信息的性质，进而改变了公共决策的过程和范式。为了更好地回应这种改变，信息处理需要更加快速、科学，这样决策才能更加智能，政府才能更加"智慧"。由此，智能政府建设需要格外关注组织分配资源和收集决策信息的方式，但目前该议题仍缺乏基本的科学框架。注意力机制揭示了智能体如何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快速筛选和判断有价值的目标，这启迪了智能政府建设。然而，在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中，既有讨论主要聚焦于行政和政策的注意力要素，注意力机制也坍缩成了简单的概念，从而丧失了因果机制与解释能力。因此，有必要通过解释和优化的路径，将注意力机制进一步引入智能政府决策信息的学术探讨和实践活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