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政务服务作为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载体，将在“数字中国”整体推进过程中为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贡献更加有效的基础性力量。为持续跟踪我国在线政务服务质量的生动变迁，2022年11-12月，零点有数全国政务服务监测课题组对包括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在内的55个重点城市在线政务服务质量进行了新一轮监测。课题组基于监测采集的一手体验数据，对当前阶段在线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取得的成效和不足开展实证分析。

本文讨论了格奥尔格·卢卡奇1923年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在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中的现实意义。卢卡奇的主客体辩证、意识形态、物化、物化意识概念,在今天的大数据和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中依然重要。《历史与阶级意识》对物化、意识形态和物化意识的批判,在数字资本主义和大数据时代依然高度切题。卢卡奇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批判地分析社交媒体、大数据和其他各种网络技术是怎样被当作物化的工具来使用的。同时,卢卡奇也提醒我们,只有人的实践才能得出替代方案。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数字经济的兴起为农业农村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伴随着网络扶贫的深入推进，农村数字化发展与非数字配套机制不断完善，农村电商迎来了蓬勃发展。面向“十四五”规划时期，农村电商将在促进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消费潜力、重要战略衔接、新发展格局构建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是加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重点抓手和应有之义。与此同时，农村电商也面临配套体系不完善、产业带动能力有待增强、消费潜力仍未释放等问题与挑战。基于上述，本文给出了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未来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及配套服务体系建设，聚焦重点提升农村电商内生带动能力，加快探索农村电商的创新实践模式。

ChatGPT是由OpenAI公司开发的基于大语言模型的通用应用程序，可以用来完成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任务。社会科学的研究实践涉及大量自然语言处理的任务,因而在这方面ChatGPT可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以主题模型为例,探讨ChatGPT能否为主题模型的结果生成可信的标签。我们抽取了发表在中外社会学期刊上使用了主题模型的论文,并打乱其主题与标签的顺序,在中外网络平台进行问卷调查,由一般用户评价二者谁更可能反映了原文的主题。结果表明,一般用户对原论文给出的标签评价并没有显著高于ChatGPT给出的标评价,甚至在多数主题上ChatGPT给出的标答获得的评价更高。这说明ChatGPT可以用于给主题模型的结果生成标签,给研究者加以评判。不过,这也意味着即使缺乏领域专门知识，ChatGPT的表现在有些条件下也可能达到专业研究者的水平,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历史上,东方主义话语持续建构了关于东方的发展停滞、文化落后的他者形象。然而,随着东亚地区科技与社会的发展,其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对传统东方主义的解读提出了新问题。数字时代与东方主义的相遇在延续后者认识论传统的同时,在新技术与新媒介环境下不断被激活,并形成了新的内容。科技与游戏东方主义在流行文化、政治话语中出现。 尽管通过加入科技元素重塑了现代亚洲的形象,但对亚洲科技的妖魔化、污名化,以及对亚洲的非人化、机器人化想象,仍然折射出西方在面对全球竞争时的发展焦虑。要超越数字时代东方主义的限制,我们不仅需要彻底告别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逻辑,还需要摆脱我者与他者的二元认识论迷思。

在人工智能加速渗透进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背景下,就业作为一项最基本的民生领域,正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人工智能不仅影响着宏观劳动力市场,还能在就业促进方面发挥积极的赋能作用。 基于系统梳理,本文提出人工智能赋能人机关系将推动人机网络的发展,重塑并超越传统依赖强弱关系进行就业求职的模式。 进一步而言,在明确人机网络在就业促进中发挥作用的机制后,可探索人工智能在就业领域落地应用的新路径,并提前谋划应对其中存在的潜在挑战,以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智能化、高效性的就业生态系统,助力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目标。

新一代网络产品元宇宙被学界认为是“互联网的最终形态”。对于用户而言，元宇宙可以打造出类似于“第二人生”的拟态梦境空间。由于元宇宙具备强大的造梦能力，用户或将沉迷于虚拟时空而丧失主体性。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从商品生产发展到影像生产，通过打造景观世界来控制社会。元宇宙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数字资本主义发生了升级与嬗变，对社会的操控力进一步强化。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冲击之下，用户如何抵制资本的控制，涵养和保持主体意志，将是当下数字技术伦理研究的关键所在。

在中国快速老龄化与数字技术普及的背景下,低龄老年人面临着数字鸿沟的挑战,其数字素养对幸福感的影响愈发显著。本文借助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深入探究了低龄老年人数字素养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素养对低龄老年人的幸福感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数字社交素养和数字工作素养的影响更为突出。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子女数量较多以及处于高网民规模地区的老年人群体,其数字素养对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素养通过提升社会经济地位和改善主观人际关系判断来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因此,政策制定者在推动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时,应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并加大对低网民规模地区老年人群体的数字教育支持,助力老年人在社交和工作场景中更好地运用数字技术,进而提升幸福感。

我国目前已基本形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然而，从为城市失能老人提供居家养老照护的主体来看，家庭、社区、市场和志原团体尚未形成完善的资源整合机制。加之各主体间的信息交流、资源融合缺乏引导规范，导致照护资源利用效率较低。本文通过对国内各照护主体的照护参与现状、发展趋势进行整理与研判，从整合内容、整合主体、整合场域、整合方式四个方面提出信息化背景下多元照护主体协调互动、照护资源有效整合的思路。

人工智能技术是当前最受关注的新兴技术领域之一，它提高了经济效率，但其生产与运行也可能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人工智能地图集：人工智能的权力、政治和全球代价》一书从社会科学理论视角出发，批判性地反思了人工智能的环境与资源成本、人工智能对人类工作与劳动的影响、数据与算法中的权力结构，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公权力扩张等问题。作者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在算法与人类之间形成新的权力关系，且它会在多个维度加剧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因此有必要限制和监管人工智能技术在特定社会领域中的运用。本文对《人工智能地图集：人工智能的权力、政治和全球代价》的主要思路进行了介绍，并从该书内容出发讨论了技术社群的最新进展和局限性。

金江军教授所著《智慧城市：大数据、互联网时代的城市治理》一书，对于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该书分为五部分，首先介绍了信息化和城市化的时代背景，进而阐述了国内外智慧城市建设进展，然后以互联网、区块链等为例，剖析了智慧城市建设的相关技术，再陈述了智慧城市建设的五大构件，包括“新基建”、智慧政府、智慧经济、智慧社会和智慧城市发展环境，最后强调领导干部应树立信息化决策思维，在学术研究当中凸显了前沿性和系统性。基于《智慧城市》一书，未来应厘清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智慧治理的学科关系，兼顾城市智慧治理的“工具”和"目标"导向，在关注技术问题的同时深化技术运用的研究。

数字技术在零售业的广泛应用加快了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而5G凭借其高带宽、广覆盖和低时延的优势，与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集成融合，为零售业注入了新的活力。零售企业应用融合化的数字技术，对商品生产、流通与销售环节进行升级改造，推动行业在低成本、高效率强体验等方面不断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格局。本文将从零售业的前端、中端、后端出发，分析各环节 5G 赋能零售业的典型应用场景，梳理融合应用标杆案例，推动“5G+零售”融合应用进一步推广，同时探究更多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复杂经济学提出者布莱恩·阿瑟的《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一书，采用复杂性科学的视角，对技术及其进化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剖析。阿瑟力图通过本书构建起一套关于技术本身的理论，认为技术是一个自我创生的系统。他归纳出技术的组合与递归特征，分析了技术的“组合进化”过程，将技术视为一个有机体。本文对该书主要思想进行了介绍，探讨了它带来的启发及局限性。

数字红利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多数研究从宏观层面剖析数字经济的增收效应，而较少关注农民数字素养对其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本文基于 2020 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系统探讨了数字素养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数字素养对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其中数字资源获取素养、数字技术应用素养和数字意识素养的作用更为突出。第二，数字素养，尤其是数字资源获取素养，对低受教育水平、中年农民和非山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有更大的促进效果，而数字设备操作素养和数字意识素养的影响相对较弱。第三，数字素养主要通过拓展社会资本、促进金融市场参与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本文对提升农民数字素养、促进农民财富积累、实现共同富裕有重要意义。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已经发展出一套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本次访谈中，来自康奈尔大学的斯蒂芬·希尔加德纳（S.Hilgartner）教授讲述了他对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求索。从营养学到人类基因组计划，再到近年的技术伦理与新冠疫情大流行项目，他的经历说明了一个人如何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回答更大的社会问题希尔加德纳也见证了科学技术学领域从萌芽到繁荣的历程。在受益于与其他学科交叉碰撞的同时，科学技术学也在艰难地定义自身，试图在保持包容性的同时，在建制化的学术机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本文将“智慧城市”的概念与更悠久的城市计算以及正探索的参与式城市主义、数据伦理和城市监控等棘手问题联系起来，并对其进行审视。作者认为，有必要将城市数字基础设施的潜力与狭隘且通常以技术为中心的“智慧城市主义”话语脱钩。这种脱钩需要在实用模型和概念框架上不断地进行试验，但它将为正在进行的城市数字化提供最佳机会，实现为城市居民“赋权”的愿景。

助听器、人工耳蜗、互联网流媒体、语音转文字应用、手语数字人......聋人的日常生活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智能工具，这些技术也在改变着聋人就学、就业和社会交往的可能性。2023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在经过两次公众征求意见后，正式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9月1日起正式施行。各大互联网公司近年来纷纷以“科技向善”“无障爱”为理念，强调残障包容的企业社会责任。我们如何理解这如火如荼的信息无障碍建设大潮，以及残障社群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本次访谈中，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聋人学者郑璇讲述了自己与智能社会的种种关联。

本文试图从劳动与技术关系、权力关系、脱嵌与整合关系三方面入手，深化对数宇智能时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解。在数字智能时代，劳动与技术的关系转变成为人机交互，“活劳动”需要“死劳动”的实时指导才能正确发挥出自身的能动性，劳动者的能动性与自主性反而使其成为合格的技术对象。从权力关系上看，韩炳哲所述的精明权力正在替代福柯所达的规训权力，以劳动者乐意接受的方式进行或明显或隐匿的支配。与此同时，数宇智能技术在金融资本的加持下，持续深化着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社会再次面临着脱战的危机。各国如何保护人民的利益、如何避免重蹈20世纪的覆辙，亟待思考与解决。

在现代性语境中，尤其是在数字时代的今天，人的生存方式和存在样态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媒介。媒介并非简单的信息载体和可被使用的工具，而是具有内在结构和驱力的物质性系统。在存在意义上，媒介构成了塑形人与物存在关系和存在方式的场境。本文以福柯的话语分析所揭示的话语构序在媒介化意义上的重构为导引，试图将数字时代的媒介场境揭示为横向和纵向的双向度断裂，并在后者向度上展现基于媒介体系形成的垂直权力构序。基于以上探讨，本文将媒介理论延伸到本体论层面，试图提出媒介本体论范式的一种建构，并由此探索肯定性的媒介化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