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结合当前国外平台研究的主要成果,提出平台研究主要存在理性、权力与生态三种理论范式,通过对近10年中文文献的平台研究进行简要综述和评论,认为中文文献中的平台研究需要在吸收西方理论成果的同时,根据本土时空情境开展理论建构。这种理论建构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需要关注国家等组织与平台的互动;二是需要借鉴社会学的理论视角,从文化范式入手做出贡献。本文依据三种理论范式对中文文献中的平台研究进行述评,旨在推动平台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在网络问政向网络理政深入转变的过程中，作为网络理政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回应，对赢得公众信任、提高公众满意度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政府回应等理论，借鉴顾客满意度经典评估模型，从感知质量、感知价值、政府形象三个视角构建理论模型，解释政府回应的不同表达方式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并利用文本自动计算方法对成都市网络理政平台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政府回应的重视度、政府回应的真实度对公众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回应时间间隔对公众满意度具有负向影响，负向影响同样存在于政府回应的相似度与满意度的关系之中。而政府回应的丰富度和说服度会受到公众诉求未解决的影响，与公众满意度之间并不存在正向关系，同时发现政府回应具有僵化回应现象。研究结果对于提高政府回应质量、提高公众对政府回应的满意度、维护政府公信力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

金江军教授所著《智慧城市：大数据、互联网时代的城市治理》一书，对于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该书分为五部分，首先介绍了信息化和城市化的时代背景，进而阐述了国内外智慧城市建设进展，然后以互联网、区块链等为例，剖析了智慧城市建设的相关技术，再陈述了智慧城市建设的五大构件，包括“新基建”、智慧政府、智慧经济、智慧社会和智慧城市发展环境，最后强调领导干部应树立信息化决策思维，在学术研究当中凸显了前沿性和系统性。基于《智慧城市》一书，未来应厘清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智慧治理的学科关系，兼顾城市智慧治理的“工具”和"目标"导向，在关注技术问题的同时深化技术运用的研究。

近年来,国际层面的网络攻击行为日趋增多,典型网络攻击如“震网病毒”事件、DNC 黑客攻击事件等。而网络攻击的溯源,即归因问题,始终是网络安全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研究集中于突破归因的技术瓶颈,然而,本文认为这一研究路径系南辕北辙。网络攻击的应对难点不在于无法发现攻击痕迹,相反,当前并不存在技术障碍,真正的难点在于难以归责。构建一套法律体系(归因法)以认定责任主体、确定举证责任、解决国际争端,才是应对网络攻击的合理进路。本文通过研究现有程序规则,包括对抗制和纠问制的特点、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国家责任理论以及关于提供保密证据的规则,阐述了如何构建一套法律体系来识别网络攻击来源。此外,通过对比研究既有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本文探讨了归因法框架下的机构设置。 归因法的探索,于当前的互联网时代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国际法,维护网络空间国际秩序。

我国目前已基本形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然而，从为城市失能老人提供居家养老照护的主体来看，家庭、社区、市场和志原团体尚未形成完善的资源整合机制。加之各主体间的信息交流、资源融合缺乏引导规范，导致照护资源利用效率较低。本文通过对国内各照护主体的照护参与现状、发展趋势进行整理与研判，从整合内容、整合主体、整合场域、整合方式四个方面提出信息化背景下多元照护主体协调互动、照护资源有效整合的思路。

随着机器学习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已成为当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热点议题之一。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专家系统(expertsystem)为主流的早期人工智能研究就吸引了一批杰出的人文社科学者的关注他们从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角度做了深入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人工智能在当下的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著名人类学家露西·萨奇曼(L.Such-man)在80年代对美国施乐公司(Xerox)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loAlto Research Center，PARC)一款基于专家系统的交互式界面打印机的研发过程进行的详尽的民族志研究(Suchman，1987;Suchman，2006),是这方面的经典作品之一。萨奇曼目前为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近年来持续关注和研究人工智能技术的进展。她是人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HCI)领域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曾获美国语言学会“计算机与认知科学本杰明·富兰克林奖章”和美国计算机协会人机交互特别兴趣组“终身研究奖”。同时,萨奇曼长期活跃在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领域,是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4S)“贝尔纳奖”( BermalPrize)的获得者--这是该学会的最高奖项,历届获奖者包括STS领域的奠基者以及为增进对科学技术之社会维度的理解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在本次访谈中,萨奇曼分享了自己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在施乐公司20余年的学术研究和工作经历,对包括专家系统和机器学习在内的人工智能技术的长期思考,围绕当代自主武器系统(autonomous weaponsystems)的批判性研究和社会活动,以及对人文社科学者如何研究及影响技术实践等话题的看法。

本文试图从劳动与技术关系、权力关系、脱嵌与整合关系三方面入手，深化对数宇智能时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解。在数字智能时代，劳动与技术的关系转变成为人机交互，“活劳动”需要“死劳动”的实时指导才能正确发挥出自身的能动性，劳动者的能动性与自主性反而使其成为合格的技术对象。从权力关系上看，韩炳哲所述的精明权力正在替代福柯所达的规训权力，以劳动者乐意接受的方式进行或明显或隐匿的支配。与此同时，数宇智能技术在金融资本的加持下，持续深化着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社会再次面临着脱战的危机。各国如何保护人民的利益、如何避免重蹈20世纪的覆辙，亟待思考与解决。

ChatGPT是由OpenAI公司开发的基于大语言模型的通用应用程序，可以用来完成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任务。社会科学的研究实践涉及大量自然语言处理的任务,因而在这方面ChatGPT可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以主题模型为例,探讨ChatGPT能否为主题模型的结果生成可信的标签。我们抽取了发表在中外社会学期刊上使用了主题模型的论文,并打乱其主题与标签的顺序,在中外网络平台进行问卷调查,由一般用户评价二者谁更可能反映了原文的主题。结果表明,一般用户对原论文给出的标签评价并没有显著高于ChatGPT给出的标评价,甚至在多数主题上ChatGPT给出的标答获得的评价更高。这说明ChatGPT可以用于给主题模型的结果生成标签,给研究者加以评判。不过,这也意味着即使缺乏领域专门知识，ChatGPT的表现在有些条件下也可能达到专业研究者的水平,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助听器、人工耳蜗、互联网流媒体、语音转文字应用、手语数字人......聋人的日常生活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智能工具，这些技术也在改变着聋人就学、就业和社会交往的可能性。2023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在经过两次公众征求意见后，正式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9月1日起正式施行。各大互联网公司近年来纷纷以“科技向善”“无障爱”为理念，强调残障包容的企业社会责任。我们如何理解这如火如荼的信息无障碍建设大潮，以及残障社群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本次访谈中，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聋人学者郑璇讲述了自己与智能社会的种种关联。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已经发展出一套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本次访谈中，来自康奈尔大学的斯蒂芬·希尔加德纳（S.Hilgartner）教授讲述了他对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求索。从营养学到人类基因组计划，再到近年的技术伦理与新冠疫情大流行项目，他的经历说明了一个人如何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回答更大的社会问题希尔加德纳也见证了科学技术学领域从萌芽到繁荣的历程。在受益于与其他学科交叉碰撞的同时，科学技术学也在艰难地定义自身，试图在保持包容性的同时，在建制化的学术机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新一代网络产品元宇宙被学界认为是“互联网的最终形态”。对于用户而言，元宇宙可以打造出类似于“第二人生”的拟态梦境空间。由于元宇宙具备强大的造梦能力，用户或将沉迷于虚拟时空而丧失主体性。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从商品生产发展到影像生产，通过打造景观世界来控制社会。元宇宙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数字资本主义发生了升级与嬗变，对社会的操控力进一步强化。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冲击之下，用户如何抵制资本的控制，涵养和保持主体意志，将是当下数字技术伦理研究的关键所在。

数字技术在零售业的广泛应用加快了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而5G凭借其高带宽、广覆盖和低时延的优势，与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集成融合，为零售业注入了新的活力。零售企业应用融合化的数字技术，对商品生产、流通与销售环节进行升级改造，推动行业在低成本、高效率强体验等方面不断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格局。本文将从零售业的前端、中端、后端出发，分析各环节 5G 赋能零售业的典型应用场景，梳理融合应用标杆案例，推动“5G+零售”融合应用进一步推广，同时探究更多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在现代性语境中，尤其是在数字时代的今天，人的生存方式和存在样态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媒介。媒介并非简单的信息载体和可被使用的工具，而是具有内在结构和驱力的物质性系统。在存在意义上，媒介构成了塑形人与物存在关系和存在方式的场境。本文以福柯的话语分析所揭示的话语构序在媒介化意义上的重构为导引，试图将数字时代的媒介场境揭示为横向和纵向的双向度断裂，并在后者向度上展现基于媒介体系形成的垂直权力构序。基于以上探讨，本文将媒介理论延伸到本体论层面，试图提出媒介本体论范式的一种建构，并由此探索肯定性的媒介化之可能。

近年来,各种各样的“数据向善”和“人工智能向善”倡议开始兴起,旨在推动和组织各种力量去使用新的计算技术解决社会问题。这些倡议对于计算技术的能力如何被理解为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工具产生了持续影响。本文分析了以上倡议从一句口号成为一个研究项目的发展过程,这一研究项目把自己定义成各种场景的“场域”。本文讨论了最近的相关学术研究文献,展示了传播这些倡议和提出“善应该为何”的解决方案及二者之间不确定的纠葛。与之不同的是,我们呼吁研究者用一种实用和分析的态度跳出这种纠葛。本文呼吁对这些倡议的构成开展描述性研究,并从社会科学关于计算技术这一更广泛的辩论中汲取营养,开展批判性研究,从而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框架。本文的经验部分向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数据和人工智能向善”的各种倡议作为一个连续统的一部分看待,并且将其放到一个以“为了发展的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各种倡议为直接先驱的历史轨迹中加以理解。

从网络传感器到大屏幕和移动设备，数字媒介技术已成为 21世纪城市中普遍存在的基础设施。智慧城市话语一直是理解数字技术融入城市空间的主导理论框架。目前，这一框架的阐释力度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数字基础设施的社会潜力，因而本文将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城市数字基础设施不仅改变了城市的外观，也改变了它们作为社交场所的功能。本文将提出“可沟通城市”作为替代性框架来思考经由数字媒介中介的城市。可沟通城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能够将网络化城市空间视作探讨当代全球化媒介关键问题的实质性范例。可沟通城市作为一个前沿领域，涉及具身媒介的日常经验和新型传播中介等新议题，将和关注位置追踪、跟踪、新型自动化和机器学习等城市治理术的强大逻辑互相碰撞。

在老龄化与数智化相互交织且城乡差异显著,以及互联网风险与信任再造的时代背景下,本文留意到短视频具有广覆盖、低门槛的使用特性,进而试图探究短视频使用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 2023 年全国农村中老年人调查数据显示,农村中老年短视频用户群体占比79.64%,其中高龄老年人存在数字排斥现象,使用短视频相较于不使用短视频能显著提高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与此同时,该效用存在年龄异质性,低龄老年人借助短视频能够有效缓解因社会角色退出引发的心理落差,显著提升生活满意度,而这对高龄老年人与60岁以下的中年人而言并不显著。 此外,就短视频使用内容而言,关注权威机构的农村中老年人能显著提升其生活满意度。 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社会信任在短视频使用频率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能够显著促进短视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本文认为,需实施精准适老改造,开发方言交互、防误触等适老化功能板块;构建信任导向的治理机制,建立政务类、健康类权威账号白名单并实施算法加权推送;推动基层政务短视频账号建设,促进线上信任向线下参与转化,从而促进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本文将“智慧城市”的概念与更悠久的城市计算以及正探索的参与式城市主义、数据伦理和城市监控等棘手问题联系起来，并对其进行审视。作者认为，有必要将城市数字基础设施的潜力与狭隘且通常以技术为中心的“智慧城市主义”话语脱钩。这种脱钩需要在实用模型和概念框架上不断地进行试验，但它将为正在进行的城市数字化提供最佳机会，实现为城市居民“赋权”的愿景。

不同于现有的研究主要关注数字金融对居民物质福利的影响，本研究首次评估了数字金融对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本文将数字金融指数省级数据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匹配，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程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削弱作用。数字金融的幸福削弱效应在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中都存在，但在后一类群体中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会通过使居民形成物质主义价值观和损害其心理健康来降低幸福感。因此，应重视数字金融对居民幸福感的负向影响，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发展质量，从而实现居民物质福利与心理福利的同步增长。

当前中国的平台劳动研究领域，对社交媒体上从事“创意劳动”的内容创作者关注相对不足。本文回顾了达菲的《（不能）用你的爱好赚钱：性别、社交媒体与野心劳动》一书对美国社交媒体平台上时尚、美妆、生活方式类女性博主的研究。达菲用“野心劳动”概念指代女性博主在“用你的爱好赚钱”这种理念驱使下从事的没有或很少报酬的工作。她们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状况下付出大量免费劳动，以期待未来在社交媒体上取得成功。达菲同时揭示了女性博主所面临的“本真性”与自我推广、创意与商业、追求兴趣与专业工作之间的基本冲突。最后，本文讨论了此书对中国平台劳动研究领域的启发。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领域引发了重要的伦理问题。理解这些伦理问题需要一种超越技术本身的视角，将技术所处的社会技术系统包括在内。社会技术系统是指涵盖材料设备、人际关系、组织政策、企业契约和政府法规的广泛集合,它们塑造了数字健康技术的接受和使用方式。评估数字健康技术的生命伦理学进路,通常受限于技术自身特征引发的伦理问题。仅考虑技术功能的伦理视角,不足以评估技术应用对于照护环境及其所属更大范围的健康相关生态系统所产生的广泛影响。首先,回顾了数字健康的生命伦理学研究的现有进路,并借用设计伦理与科学技术学(STS)的概念批评这些进路的狭隘观点;其次,对数字健康技术应用于医疗保健环境中所产生的社会技术系统加以论述,概述了在此广阔视角下对数字健康技术展开全面的伦理分析需要注意的各类因素:最后,从社会技术视角概述了社会正义对伦理分析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