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规划期间，数字经济将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其中产业数字化是重中之重。基于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实践流程，2016年以来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约60项产业数字化政策，形成了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的“二维五端七重点”政策框架:政策沿着产业数字化发展的流程和交易两个维度展开，聚焦生产端、销售端、主体端、产品端和场所端五大环节，形成了数字化管理、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和新型数字产品七大重点支持方向。在“二维五端七重点”政策框架支持下，产业数字化发展将在业务上注重从销售端向生产端拓展，在技术上注重打造特色、专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在模式上注重生态、技术和资金服务综合输出，在创新上注重“人—货—场”要素的组合创新。

我国智慧托育服务已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政策语境也逐渐明晰,其发展日益受到重视。 相关政策涉及婴幼儿照护服务信息管理系统与平台建设、婴幼儿照护服务资源的供需对接、婴幼儿照护服务的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以及培育智慧托育新业态、支持和指导家庭科学育儿等方面。 这些政策为智慧托育服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制度环境。 浙江省、江苏省和广东省的智慧托育服务实践经验,为智慧托育服务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我们应立足于供需各方,明确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与期望,加强资源整合与共享利用,搭建数字化治理平台,强化数字赋能与分析利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智能社会与老龄社会的研究显得极为重要。本文采用 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对中国知网数据库以及Web of Science数据库2001年1月1日至2023年7月5日的1373篇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近几年对智能社会与老龄社会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热度不断上升，国内外文献的对比结果显示，国际文献的研究起点早于国内，研究深度高于国内并在该领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体系；第二，研究智能社会与老龄社会议题的国家或地区通常具备相对较好的经济条件，同时面临较为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关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现实意义；第三，国际文献相较于国内文献具有先发优势，其研究范围较为广泛，已形成跨学科交叉研究的趋势。基于此，本文提出加强国内对智能社会与老龄社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根据自身社会经济以及人口老龄化特点进行相关研究，加强实践性与应用性，积极参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积极应对老龄化提供科学依据和重要参考。

在数字时代,数字资本脱颖而出,成为引领传统资本的新形式。数字资本将数字劳动的新形式推广到全球范围,使处于数字异化状态下的劳动者陷入困境,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压迫。在数字劳动中,数字劳动者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对于数字异化状态,存在论视角的批判显然不足以使之得以扬弃.目前,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角度来分析数字异化,评析几种异化扬弃状态,凸显马克思主义对异化状态的扬弃精神,通过具体的、革命的实践行动扬弃数字异化显得十分重要。

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合约理论的视角解释了平台企业的灵活积累机制,这一机制的运作基础是平台企业与大量外部专业化组织及零工群体建立的不平等合约关系。该机制的运作过程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在不平等的合约关系下,平台企业得以将规模化扩张带来的大部分固定资产成本、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转移至外部专业化组织及零工群体，从而实现轻资产化运营:其二，平台企业为规避合约关系中的“委托-代理”风险,会综合运用平台规则、业务考核、大数据和算法等手段对外部专业化组织及零工群体构筑严密的管控体系，并严格规定产品/服务的生产过程和结果。由于合约关系的不完全性和合约关系中剩余控制权的存在,在平台企业的灵活积累机制之外,零工群体也会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维护自身利益,构建自身主体性。

在与算法阶层信息的交易中,互联网用户让渡易被解读、引导和操控的信息(包括各类身份、偏好、言论及动态信息)以换取所欲信息,这种不平等的信息交换将其置于信息逆差境地。公众从信息顺差地位走向信息逆差地位的过程，正是互联网从赋权转向集权的“技术倾向性倒置”社会化过程。信息逆差表现为认知、意识及行为三个方面的信息权力让渡:在认知维度,信息过滤与信息推荐形成的人工壁垒引致认知局限,资讯轰炸下的注意力中断与大脑机能超荷导致注意力失焦、记忆滑坡等认知障碍:在意识维度,对“奶瓶乐”喂养的成瘾导致个体的信息能动性降低:在行为维度,数字审查强化了个体的自我规训与主动服从,标准化自动化的数字暴力带来更高的强制力。

延迟性是我们所知的法律的核心要素——解释法律规范并质疑其要求的能力取决于文本为公民提供的时间的空间性。当法律实践与应用进一步引入计算系统时，这些空间面临着崩塌的威胁，因为"计算守法主义"的即时性抛弃了文本天然的缓慢性。为维持该法律保护的性质，我们要明确延迟性在法律过程的哪些方面发挥着规范性作用，并确保它被如实反映在被引入的计算系统的示能上。这必然要求我们关注这些系统的设计和生产，并抵制弥漫在当代设计实践中的“效率”意识形态。

本研究在浙江省建设智慧养老院的大场景下,基于杭州市两所养老机构的社会实验和实证调研数据,对智慧照护系统如何影响养老护理员的工作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使用智慧照护系统会显著提升养老护理员的工作满意度,但前提是养老护理员对智慧照护系统是认可和满意的。此外,养老护理员的信息化水平与其使用智慧照护系统之间的关系,还须进一步探索其内在作用机制。本研究认为,未来人工智能技术与养老服务产业的融合,需要全面考虑供需各方的真实需求,包括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和养老护理员的使用需求,设计和开发便捷、易用的养老服务系统和产品,同时也要有针对性地提升养老护理员的信息化水平,让人和技术更好地兼容耦合,有效推动养老服务行业发展提质增速。

短视频平台的火爆使得用户隐私信息面临泄露和被二次利用的风险不仅可能给用户带来损失，也可能导致平台的信任危机，从而不利于平台的健康发展，而隐私悖论现象是用户陷入隐私暴露风险的重要诱因。研究短视频隐私悖论的产生机制和路径，有助于分析各因素对隐私悖论现象的影响，进而保护用户隐私。本文基于隐私计算理论，从用户心理角度构建了短视频隐私悖论产生路径的理论模型，通过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方法对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感知收益、隐私披露倾向和行为扭曲因素与短视频用户隐私悖论存在关联关系：可通过增强用户的隐私管理能力、提升用户对收益和风险的认知平衡以及规范短视频平台隐私数据商业化行为以平衡用户隐私保护和短视频平台健康发展。

在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第五次科技革命浪潮下,经济形态(生产力水平)、社会结构、公共服务体系以及个体价值观念正经历着深层次的变革。 科技的进步促使就业结构、公共服务模式和社会文化观念发生转变,这些转变深刻地影响并重塑着人们的家庭观念、生育观念以及生育决策。 新人口转变过程中,低生育率困局亟待破解,而这需要生育支持服务体系适应新科技发展带来的变化。 基于此,本文聚焦人工智能引发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变化,以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为基础,探究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适龄婚育人群生育意愿和行为选择的影响,深入剖析其在塑造家庭生育意愿时所产生的积极和抑制双重效应。 在此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通过技术与政策的协同联动,优化人工智能时代的生育支持体系,为提升生育意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人类正处于探索数字化道路的险途,数字化和智能化成为数字时代的典型特征,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捕获了个体、家庭和城市,数据成为一种商业模式。美国青年学者贾森·萨多夫斯基新著《过度智能》从政治学和哲学角度对当前数字资本主义和智能技术的发展进行了犀利批判,指出了技术由谁主导为谁服务的权力和利益问题,凝结了作者对理解、对抗和挑战西方技术政治体系的深刻观察。

"在过去的 20 年里,计算技术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行政管理到虚拟货币,其作用日益凸显。探究计算机和计算技术如何影响人类社会,以及社会如何反作用于技术发展,已成为人文社科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一些技术史学者开始从社会、经济等多元视角来审视计算机与人类历史的交织。与此同时,计算科学家们也逐渐认识到保存计算机相关历史资料的价值。明尼苏达大学的查尔斯·巴贝奇研究中心(Charles Babbage Institute, CBI)在这一领域的贡献尤为突出。该中心主任由杰夫(J. Yost) 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曾在多个重要岗位上任职,包括《IEEE计算机史年鉴》 ( IEEE Annals of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 的编辑(2008—2011)、 “ 计算机历史” ( History of Computing) 丛书的合作编辑(2019—2021)。 目前,他正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计算与文化” ( Studiesin Computing and Culture) 丛书的合作编辑。在由杰夫和前所长米萨(T.Misa)教授的共同努力下,CBI 已经成为美国领先的计算机史研究中心。其档案库中珍藏着对美国计算技术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两大公司的资料,这两大公司分别是巴勒斯加法机公司(Burroughs Adding Machine Company)和控制资料公司(Control Data Corporation)。 此外,CBI还出版了《界面:计算机和文化论著及评论》(Interfaces Essays and Reviews in Computing and Culture)。 在本次访谈中,由杰夫分享了他的研究领域转向、历史对理解和规范计算技术的作用,以及历史学者如何与其他领域学者和计算机专家进行交流等见解。同时,他也揭示了CBI崛起为美国最重要的计算技术历史研究中心的秘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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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政策是“六普”后国家对人口政策做出的重要调整。 政策落地后在短期内释放了积压的生育需求,但长期效果并未达预期,也未能扭转低生育率趋势。 政策实施节点也是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从峰值回落的转折点,且流动人口的主体是育龄人口,因此该群体的生育意愿和行为受到关注。 那么,“流动”是不是抑制二孩生育意愿的核心要素? 本文旨在探究二孩生育意愿的生成机制。 为此,研究先运用倾向值匹配(PSM)方法,对“流动是否为核心抑制因素”这一命题进行严格检验;在排除“流动”因素后,运用大语言模型(LLM)对家庭二孩生育意愿的复杂决策过程进行仿真。 研究发现,“流动”的抑制效应被高估,在控制选择性后其影响并不显著。 无论是否流动,家庭的二孩决策均由一组共通的核心因素主导,即经济考量、母亲健康、养育支持体系。 仿真分析还表明,政策初期社会普遍心态为“犹豫观望”,凸显了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需解决各个群体共通的现实困境,而非仅聚焦特定人群。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外环境的不确定性极为复杂,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加强社会治理,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已成为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重要议题之一。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通信、区块链和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人一个万物互联、计算无处不在的智能时代,一个计算型社会正在全面形成,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数字技术支撑。基于无处不在的社会计算形成的社会大数据,通过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尤其是以机器学习算法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算法,形成针对社会治理各领域细小颗粒问题场景应用的一系列机器智能,将是创新社会治理实践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思路。其中,基于社会计算形成的社会大数据,构建针对社会治理各领域各类细小颗粒问题场景的应用算法,以及建设汇聚各类应用算法的算法中心至为关键。应用算法相当于社会治理的脑细胞,应用算法中心汇聚的算法总量相当于在充分的算量、算力支撑下的社会智商的集合。应用算法与应用算法中心的升级迭代与持续成长,将智能助力社会治理的精准化、精细化和高效化。以社会计算为基,以应用算法为魂,以算法中心为智,将助力创新社会治理新模式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