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平台劳动研究领域，对社交媒体上从事“创意劳动”的内容创作者关注相对不足。本文回顾了达菲的《（不能）用你的爱好赚钱：性别、社交媒体与野心劳动》一书对美国社交媒体平台上时尚、美妆、生活方式类女性博主的研究。达菲用“野心劳动”概念指代女性博主在“用你的爱好赚钱”这种理念驱使下从事的没有或很少报酬的工作。她们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状况下付出大量免费劳动，以期待未来在社交媒体上取得成功。达菲同时揭示了女性博主所面临的“本真性”与自我推广、创意与商业、追求兴趣与专业工作之间的基本冲突。最后，本文讨论了此书对中国平台劳动研究领域的启发。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领域引发了重要的伦理问题。理解这些伦理问题需要一种超越技术本身的视角，将技术所处的社会技术系统包括在内。社会技术系统是指涵盖材料设备、人际关系、组织政策、企业契约和政府法规的广泛集合,它们塑造了数字健康技术的接受和使用方式。评估数字健康技术的生命伦理学进路,通常受限于技术自身特征引发的伦理问题。仅考虑技术功能的伦理视角,不足以评估技术应用对于照护环境及其所属更大范围的健康相关生态系统所产生的广泛影响。首先,回顾了数字健康的生命伦理学研究的现有进路,并借用设计伦理与科学技术学(STS)的概念批评这些进路的狭隘观点;其次,对数字健康技术应用于医疗保健环境中所产生的社会技术系统加以论述,概述了在此广阔视角下对数字健康技术展开全面的伦理分析需要注意的各类因素:最后,从社会技术视角概述了社会正义对伦理分析的重要意义。

制造业日益成为国际经济的竞技场,数字化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自 2017 年始,中国将数字化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但国内制造业数字化程度仍面临地域、行业及企业间的发展不均衡状态。典型案例研究显示,纸品包装印刷行业目前正处于数字化装备普及阶段,呈现出工序简化、柔性化的生产范式转变。相比于规模性裁员,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失业更多体现为,在维持既有员工规模的基础上,产业规模增大与订单数增多的沉默裁员。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呈现出技能迭代效应,体现为核心操作技能被计算机程序替代,对非常规性任务、认知性任务与软技能的要求提升。这一过程也意味着技能的控制权从工人向工程师与管理人员转移。

不同于现有的研究主要关注数字金融对居民物质福利的影响，本研究首次评估了数字金融对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本文将数字金融指数省级数据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匹配，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程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削弱作用。数字金融的幸福削弱效应在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中都存在，但在后一类群体中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会通过使居民形成物质主义价值观和损害其心理健康来降低幸福感。因此，应重视数字金融对居民幸福感的负向影响，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发展质量，从而实现居民物质福利与心理福利的同步增长。

在数字时代,科技公司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属性和互动机制呈现出一幅跨时代的新图景,科技公司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愈发重要和复杂的角色。这一新变化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界从不同角度对科技公司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展开了研究。基于对既有文献的系统梳理,本文尝试构建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从“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对象”这三个维度来考察数字时代科技公司与国家治理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时代的科技公司同时扮演着治理主体、治理工具和治理对象三种角色,而且三种角色密切关联、彼此形塑、共同演进,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运行,使国家治理既充满革新又高度复杂。这一探讨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科技公司在国家治理中角色的理解,也为推进数字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的分析思路。

当前元宇宙技术蓬勃发展，为数据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元宇宙数据收集记录与当前数据收集记录相比，其范围突破了有限性，扩展到了用户自身及其行为习惯的各个方面，具有全方位性，因此具有更大的数据安全风险，亟待研究者以前瞻性眼光进行预测和防范。本文在探讨元宇宙数据、元宇宙数据安全概念的基础上，以元宇宙用户、元宇宙平台、国家三类主体为基础，探讨了不同层面的元宇宙数据安全风险，分析元宇宙去中心化管理办法在数据安全风险预防和应对上的不足与弊端，提出应以多元共治作为基本原则预防和应对元宇宙数据安全风险；分析我国当前元宇宙数据安全相关制度状况与缺陷，提出我国在多元共治原则下预防和应对元宇宙数据安全风险的具体建议。

跨层级介入日益成为我国政府治理网络舆情的重要方式，这一变化反映了我国多层级治理体制在网络社会新场景下的转型。网络社会驱使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形成“共同在场”的风险共同体并同时承担起政权维系和公共治理两个职能，当代中国的多层级治理体制也因此由统治分离转向“统”“治”重合。本文借助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验证了公共治理职能上移和政权维系职能下移与政府跨层级介入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结果发现突击维稳型、舆情延宕型、催化议程型、政治窗口型、价值溃提型和诉求积蓄型是触发跨层级介入的六种条件构型。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进一步延伸了我国多层级治理体制的类型学划分；现实意义在于，提出我国信息社会里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的职能再划分以及属地负责制的重构。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在文博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为建立文物资源大数据库，进一步推动文物数字化保护、活化利用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增强文化自信，本文依据博物馆行业现状，针对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建设的路径和挑战，梳理了全国博物馆和文物状态现状、文物元数据标准建立以及文物数字化工作开展情况。本文提出，在细化文物类别数据标准和文物元数据标准体系的基础上，深化文物数字化身份识别码管理体系，探索建立区域性文物数据中心，实现博物馆行业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及全国文物大数据交互平台；并就大数据在博物馆陈列展览、科学研究、公共教育三个方面的应用，分析其面临的挑战和解决思路。最后，本文对文物大数据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本研究在浙江省建设智慧养老院的大场景下,基于杭州市两所养老机构的社会实验和实证调研数据,对智慧照护系统如何影响养老护理员的工作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使用智慧照护系统会显著提升养老护理员的工作满意度,但前提是养老护理员对智慧照护系统是认可和满意的。此外,养老护理员的信息化水平与其使用智慧照护系统之间的关系,还须进一步探索其内在作用机制。本研究认为,未来人工智能技术与养老服务产业的融合,需要全面考虑供需各方的真实需求,包括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和养老护理员的使用需求,设计和开发便捷、易用的养老服务系统和产品,同时也要有针对性地提升养老护理员的信息化水平,让人和技术更好地兼容耦合,有效推动养老服务行业发展提质增速。

技术应用场景及其效果的不确定性与“无知”或"不可知"治理问题的凸显，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代行政国家的理性基质与工具基础。对于技术治理的社会认同因治理效能限度、伦理尺度失能以及“权力—权利”秩序结构失衡而式微，进而引发合法性危机。技术治理的合法性危机深植于基层治理公共性价值的退守和流失。因此，确证技术治理合法性基础、凝结完整的社会共识需要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程序理性与结果理性共同担保，还要重启技术的民主化进程，构建一种集技术的自我约束、道德伦理规范和刚性制度规制的控制体系，助推技术治理的公共性旨归。

作为数字化发展的关键抓手,智慧城市在应对日趋复杂的城市问题时优势越发明显。本文深入探讨了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内在动因,指出智慧城市可有效破除传统城市治理手段的局限性,强化政府内部赋能,推动外部公共赋权,深度赋能城市治理现代化发展。同时,本文从城市管理、交通管理、治安维护、应急管理和资源管理五大智慧城市主要实践领域出发,分析智慧城市赋能城市治理的典型应用场景,梳理智慧城市治理方式及其对城市治理现代化产生的积极影响,进一步推广智慧城市治理,并提出更多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人们普遍认为,人工智能对政治和民主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该技术常被视为解决关键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方案。人工智能也引发了诸多问题,如人类应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本文将这些议题置于技治主义民主困境背景中,利用关键节点概念进行讨论,提出两条人工智能政治路径,并对其基本假设展开批判性讨论。这为进一步探讨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框架,且有助于研究技术政治的重要问题,如人类专业知识相对于人工智能的作用、技术解决主义引发的问题,以及应在何种水平上治理人工智能和气候变化。

本文着重考察知识生产的关键向度。 既有研究多运用文献计量与主题建模方法,主要关注特定学科研究主题的实质内容及其演变趋势,然而缺乏运用语义挖掘开展针对主题结构性特征的跨国比较分析。本文以1991—2023 年《社会学研究》和《美国社会学评论》上的所有学术论文摘要为依据,采用BERTopic自动化建模方法,对比分析中美社会学研究主题的集中度、多样性、新颖性与相似性,甄别中美社会学的研究主题,识别其历时性变迁,并尝试探寻两国社会学研究主题变迁趋势的理论阐释。 实证分析显示,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方向从经济体制与社会分层逐步转向城乡发展与治理实践,进而延伸至文化转型与人民福祉;美国社会学聚焦于社会不平等和群际关系,在关注性别、种族与社会运动等传统主题的基础上,研究范围向全球性问题扩展。 此外,在主题结构方面,中美两国存在显著差异。 具体来说,中国社会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可分为恢复积累、深化拓展、自主锻造三个时期;而美国社会学以平稳发展为主,其研究主题的集中度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变化。 以上研究结果支持了“二元阶段论”,即知识生产受内部主义和外部主义的双重影响,且可能存在阶段性动态变化。 这一理论命题对理解社会学知识生产路径与特征的国别差异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我国智慧托育服务已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政策语境也逐渐明晰,其发展日益受到重视。 相关政策涉及婴幼儿照护服务信息管理系统与平台建设、婴幼儿照护服务资源的供需对接、婴幼儿照护服务的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以及培育智慧托育新业态、支持和指导家庭科学育儿等方面。 这些政策为智慧托育服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制度环境。 浙江省、江苏省和广东省的智慧托育服务实践经验,为智慧托育服务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我们应立足于供需各方,明确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与期望,加强资源整合与共享利用,搭建数字化治理平台,强化数字赋能与分析利用。

《沙集模式15年：信息化时代中国农民网商的生产生活》一书通过对沙集镇电商发展历程的全过程考察，总结了信息化给农村居民生产生活带来的变化，深入探讨了电商在农村苗壮成长的原因。该书作者作为一位实务工作者，既重视市场中极富创新力的市场个体和农村企业家，也理解政府对地方产业发展与市场培育所起的关键作用，并提出政府、网商平台与新农人构成的三方合力框架。该书从国家一市场合力的角度对政商关系与产业发展的宝贵价值进行了提炼，本文将对此进行相应的阐释与评论。

“全面二孩”政策是“六普”后国家对人口政策做出的重要调整。 政策落地后在短期内释放了积压的生育需求,但长期效果并未达预期,也未能扭转低生育率趋势。 政策实施节点也是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从峰值回落的转折点,且流动人口的主体是育龄人口,因此该群体的生育意愿和行为受到关注。 那么,“流动”是不是抑制二孩生育意愿的核心要素? 本文旨在探究二孩生育意愿的生成机制。 为此,研究先运用倾向值匹配(PSM)方法,对“流动是否为核心抑制因素”这一命题进行严格检验;在排除“流动”因素后,运用大语言模型(LLM)对家庭二孩生育意愿的复杂决策过程进行仿真。 研究发现,“流动”的抑制效应被高估,在控制选择性后其影响并不显著。 无论是否流动,家庭的二孩决策均由一组共通的核心因素主导,即经济考量、母亲健康、养育支持体系。 仿真分析还表明,政策初期社会普遍心态为“犹豫观望”,凸显了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需解决各个群体共通的现实困境,而非仅聚焦特定人群。

尽管学界高度重视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乡村女性劳动参与及其经济社会价值,但对数字下乡如何赋能乡村女性职业发展的内在机制仍缺乏深入研究。 本文基于某平台企业在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公益项目实践的案例分析,发现“职业再造”是数字赋能乡村女性职业发展的关键逻辑,具体体现为三种路径机制:一是职业空间再造催生“数字蓝领”,通过引入在地化、灵活性就业岗位,重构工作与家庭的物理边界,有效激活留守女性长期被碎片化和隐形化的劳动时间与人力资源;二是职业技能再造培育“数字白领”,依托新兴数字就业岗位推动返乡青年女性的“再技能化”,突破传统体制内外的二元职业结构局限,为其构建基于新型人力资本积累的职业流动通道;三是职业认同再造形塑“数字新农人”身份,通过数字创业实现经济成功与社会价值认同,推动农民从固化的社会身份标签向具有示范效应的现代农民职业转变。 本文结论为通过数字下乡推动女性劳动力职业发展、增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就数字中国、网络强国、智慧社会建设做出重要部署,我国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法律制度和政策环境不断健全、完善。本文梳理、总结了深圳、杭州、苏州等地地方政府政务数字化发展经验,服务于建设强化市场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府,在数字化平台,高效率、高质量地实现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