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东方主义话语持续建构了关于东方的发展停滞、文化落后的他者形象。然而,随着东亚地区科技与社会的发展,其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对传统东方主义的解读提出了新问题。数字时代与东方主义的相遇在延续后者认识论传统的同时,在新技术与新媒介环境下不断被激活,并形成了新的内容。科技与游戏东方主义在流行文化、政治话语中出现。 尽管通过加入科技元素重塑了现代亚洲的形象,但对亚洲科技的妖魔化、污名化,以及对亚洲的非人化、机器人化想象,仍然折射出西方在面对全球竞争时的发展焦虑。要超越数字时代东方主义的限制,我们不仅需要彻底告别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逻辑,还需要摆脱我者与他者的二元认识论迷思。

大数据的发展改变了信息的性质，进而改变了公共决策的过程和范式。为了更好地回应这种改变，信息处理需要更加快速、科学，这样决策才能更加智能，政府才能更加"智慧"。由此，智能政府建设需要格外关注组织分配资源和收集决策信息的方式，但目前该议题仍缺乏基本的科学框架。注意力机制揭示了智能体如何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快速筛选和判断有价值的目标，这启迪了智能政府建设。然而，在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中，既有讨论主要聚焦于行政和政策的注意力要素，注意力机制也坍缩成了简单的概念，从而丧失了因果机制与解释能力。因此，有必要通过解释和优化的路径，将注意力机制进一步引入智能政府决策信息的学术探讨和实践活动之中。

通过考察围绕人工智能规制问题的争论，我们发现，关于该运用哪些方法使人工智能受到社会控制，无论是在技术、伦理、法律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方案之争的背后其实是定义之争。本文以人工智能的定义为分析线索，旨在促进对规制方案的理解。我们基于规制发生的场合、牵涉其中的行动者以及所采取的方法等三个要素，绘制了一个图谱，以揭示围绕控制人工智能的争论如何构建出四条不同的规制路径:第一，超人类主义者对超级智能的危险性的警惕，以及关于如何让其符合人类价值观的思考；第二，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如何在发展机器技术验证科学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责任化:第三，对人工智能系统损害基本权利的谴责与对权力再平衡的控制；第四，欧洲立法者通过控制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所进行的市场管控。

在与算法阶层信息的交易中,互联网用户让渡易被解读、引导和操控的信息(包括各类身份、偏好、言论及动态信息)以换取所欲信息,这种不平等的信息交换将其置于信息逆差境地。公众从信息顺差地位走向信息逆差地位的过程，正是互联网从赋权转向集权的“技术倾向性倒置”社会化过程。信息逆差表现为认知、意识及行为三个方面的信息权力让渡:在认知维度,信息过滤与信息推荐形成的人工壁垒引致认知局限,资讯轰炸下的注意力中断与大脑机能超荷导致注意力失焦、记忆滑坡等认知障碍:在意识维度,对“奶瓶乐”喂养的成瘾导致个体的信息能动性降低:在行为维度,数字审查强化了个体的自我规训与主动服从,标准化自动化的数字暴力带来更高的强制力。

助听器、人工耳蜗、互联网流媒体、语音转文字应用、手语数字人......聋人的日常生活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智能工具，这些技术也在改变着聋人就学、就业和社会交往的可能性。2023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在经过两次公众征求意见后，正式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9月1日起正式施行。各大互联网公司近年来纷纷以“科技向善”“无障爱”为理念，强调残障包容的企业社会责任。我们如何理解这如火如荼的信息无障碍建设大潮，以及残障社群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本次访谈中，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聋人学者郑璇讲述了自己与智能社会的种种关联。

当前中国的平台劳动研究领域，对社交媒体上从事“创意劳动”的内容创作者关注相对不足。本文回顾了达菲的《（不能）用你的爱好赚钱：性别、社交媒体与野心劳动》一书对美国社交媒体平台上时尚、美妆、生活方式类女性博主的研究。达菲用“野心劳动”概念指代女性博主在“用你的爱好赚钱”这种理念驱使下从事的没有或很少报酬的工作。她们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状况下付出大量免费劳动，以期待未来在社交媒体上取得成功。达菲同时揭示了女性博主所面临的“本真性”与自我推广、创意与商业、追求兴趣与专业工作之间的基本冲突。最后，本文讨论了此书对中国平台劳动研究领域的启发。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领域引发了重要的伦理问题。理解这些伦理问题需要一种超越技术本身的视角，将技术所处的社会技术系统包括在内。社会技术系统是指涵盖材料设备、人际关系、组织政策、企业契约和政府法规的广泛集合,它们塑造了数字健康技术的接受和使用方式。评估数字健康技术的生命伦理学进路,通常受限于技术自身特征引发的伦理问题。仅考虑技术功能的伦理视角,不足以评估技术应用对于照护环境及其所属更大范围的健康相关生态系统所产生的广泛影响。首先,回顾了数字健康的生命伦理学研究的现有进路,并借用设计伦理与科学技术学(STS)的概念批评这些进路的狭隘观点;其次,对数字健康技术应用于医疗保健环境中所产生的社会技术系统加以论述,概述了在此广阔视角下对数字健康技术展开全面的伦理分析需要注意的各类因素:最后,从社会技术视角概述了社会正义对伦理分析的重要意义。

跨层级介入日益成为我国政府治理网络舆情的重要方式，这一变化反映了我国多层级治理体制在网络社会新场景下的转型。网络社会驱使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形成“共同在场”的风险共同体并同时承担起政权维系和公共治理两个职能，当代中国的多层级治理体制也因此由统治分离转向“统”“治”重合。本文借助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验证了公共治理职能上移和政权维系职能下移与政府跨层级介入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结果发现突击维稳型、舆情延宕型、催化议程型、政治窗口型、价值溃提型和诉求积蓄型是触发跨层级介入的六种条件构型。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进一步延伸了我国多层级治理体制的类型学划分；现实意义在于，提出我国信息社会里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的职能再划分以及属地负责制的重构。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在文博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为建立文物资源大数据库，进一步推动文物数字化保护、活化利用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增强文化自信，本文依据博物馆行业现状，针对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建设的路径和挑战，梳理了全国博物馆和文物状态现状、文物元数据标准建立以及文物数字化工作开展情况。本文提出，在细化文物类别数据标准和文物元数据标准体系的基础上，深化文物数字化身份识别码管理体系，探索建立区域性文物数据中心，实现博物馆行业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及全国文物大数据交互平台；并就大数据在博物馆陈列展览、科学研究、公共教育三个方面的应用，分析其面临的挑战和解决思路。最后，本文对文物大数据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全球老龄化与数智技术革新相互交织,为改善老年健康状况带来了严峻挑战与全新机遇。 本文从监测预警、医疗干预、治疗范式、社会心理支持四个维度,系统梳理了国外数智技术重塑老年健康领域新生态的实践探索,探讨了数智技术赋能老年健康领域的风险图谱,分析了数据主权蚀风险、数字鸿沟固化风险、技术适配缺陷风险、自主性消解风险,这些风险反映了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深层矛盾。 最后,本文从如下四个方面,探讨了国外研究和实践给中国老年健康领域数智技术创新带来的启示:构建“制度—技术—能力”三位一体的数据安全防护体系,筑牢数据安全防线;聚焦设计伦理、情感适配、伦理监管,赋予技术人文温度;协同能力提升、资源下沉、政策激励,弥合数字鸿沟;激活年龄多样性,实现代际共创。

如何界定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可专利性,是实务、司法和学界不容回避的问题。解决方法应回归对技术方案中自然人贡献的认定。挖掘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成因,可以发现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本质是“自然人贡献+工具贡献”。自然人贡献不仅涵盖了自然人对技术方案的直接贡献,也包括对人工智能的构建、训练、调整等技术革新性贡献。工具贡献属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能力范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利用工具的能力水涨船高,使工具贡献本质上不具备“非显而易见性”。对待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应在现行专利法框架内合理确定技术方案中自然人的贡献,通过对比现有技术和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能力,最终确定是否符合专利法的创造性要求。

本文试图从劳动与技术关系、权力关系、脱嵌与整合关系三方面入手，深化对数宇智能时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解。在数字智能时代，劳动与技术的关系转变成为人机交互，“活劳动”需要“死劳动”的实时指导才能正确发挥出自身的能动性，劳动者的能动性与自主性反而使其成为合格的技术对象。从权力关系上看，韩炳哲所述的精明权力正在替代福柯所达的规训权力，以劳动者乐意接受的方式进行或明显或隐匿的支配。与此同时，数宇智能技术在金融资本的加持下，持续深化着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社会再次面临着脱战的危机。各国如何保护人民的利益、如何避免重蹈20世纪的覆辙，亟待思考与解决。

智慧康养新业态是发展银发经济重点培育的潜力产业,但在众多利好政策的推动下,智慧康养产品与服务的有效需求不足,供需结构矛盾依然显著。本文通过对无锡地方性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描述了智慧康养产品与设备的购买意愿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无锡市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水平不高,智慧康养产品的购买意愿也不高。在智慧健康、生活照护、情感慰藉、安全健康、康复护理和移动助行这五类产品中,购买意愿最高的是健康管理类产品。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水平、城乡居住地、居住安排、劳动参与和家人支持,显著地影响了他们的购买意愿。因此,本文建议从全生命周期、全社会视角培育和规划智慧康养市场,营造鼓励和支持老年人使用智慧产品的友好环境。同时,从需求出发,设计人性化、适老化和差异化的产品与服务,以提高老年人的使用体验,并鼓励老年人树立积极健康的老龄观,主动融入信息社会。

本研究在浙江省建设智慧养老院的大场景下,基于杭州市两所养老机构的社会实验和实证调研数据,对智慧照护系统如何影响养老护理员的工作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使用智慧照护系统会显著提升养老护理员的工作满意度,但前提是养老护理员对智慧照护系统是认可和满意的。此外,养老护理员的信息化水平与其使用智慧照护系统之间的关系,还须进一步探索其内在作用机制。本研究认为,未来人工智能技术与养老服务产业的融合,需要全面考虑供需各方的真实需求,包括老年人的服务需求和养老护理员的使用需求,设计和开发便捷、易用的养老服务系统和产品,同时也要有针对性地提升养老护理员的信息化水平,让人和技术更好地兼容耦合,有效推动养老服务行业发展提质增速。

通用人工智能标志着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以ChatGPT4.0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应用过程中,其生成物对传统的知识产权规范提出了全新的挑战。本文在阐述通用人工智能及其应用现状的基础上,分析论证了通用人工智能存在的输入端、输出端和生成物归属问题的相关著作权困境,从而构建出通用人工智能著作权问题法律回应的具体路径:应当承认通用人工智能输入端的必要性;发挥版权集体管理和代理制度功能,设立针对通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的作品“禁用期”;区分不同情况,考虑赋予人工智能独立或部分版权;将通用人工智能虚拟作者的作品收入进行相应合理分配。通过具体的制度构建,在保障自然人权利的同时,激发通用人工智能的创造性,共同为人类福祉贡献力量。

不同于现有的研究主要关注数字金融对居民物质福利的影响，本研究首次评估了数字金融对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本文将数字金融指数省级数据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匹配，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程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削弱作用。数字金融的幸福削弱效应在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中都存在，但在后一类群体中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会通过使居民形成物质主义价值观和损害其心理健康来降低幸福感。因此，应重视数字金融对居民幸福感的负向影响，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发展质量，从而实现居民物质福利与心理福利的同步增长。

本文讨论了格奥尔格·卢卡奇1923年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在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中的现实意义。卢卡奇的主客体辩证、意识形态、物化、物化意识概念,在今天的大数据和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中依然重要。《历史与阶级意识》对物化、意识形态和物化意识的批判,在数字资本主义和大数据时代依然高度切题。卢卡奇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批判地分析社交媒体、大数据和其他各种网络技术是怎样被当作物化的工具来使用的。同时,卢卡奇也提醒我们,只有人的实践才能得出替代方案。

当前元宇宙技术蓬勃发展，为数据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元宇宙数据收集记录与当前数据收集记录相比，其范围突破了有限性，扩展到了用户自身及其行为习惯的各个方面，具有全方位性，因此具有更大的数据安全风险，亟待研究者以前瞻性眼光进行预测和防范。本文在探讨元宇宙数据、元宇宙数据安全概念的基础上，以元宇宙用户、元宇宙平台、国家三类主体为基础，探讨了不同层面的元宇宙数据安全风险，分析元宇宙去中心化管理办法在数据安全风险预防和应对上的不足与弊端，提出应以多元共治作为基本原则预防和应对元宇宙数据安全风险；分析我国当前元宇宙数据安全相关制度状况与缺陷，提出我国在多元共治原则下预防和应对元宇宙数据安全风险的具体建议。

金江军教授所著《智慧城市：大数据、互联网时代的城市治理》一书，对于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该书分为五部分，首先介绍了信息化和城市化的时代背景，进而阐述了国内外智慧城市建设进展，然后以互联网、区块链等为例，剖析了智慧城市建设的相关技术，再陈述了智慧城市建设的五大构件，包括“新基建”、智慧政府、智慧经济、智慧社会和智慧城市发展环境，最后强调领导干部应树立信息化决策思维，在学术研究当中凸显了前沿性和系统性。基于《智慧城市》一书，未来应厘清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智慧治理的学科关系，兼顾城市智慧治理的“工具”和"目标"导向，在关注技术问题的同时深化技术运用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