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快速老龄化与数字技术普及的背景下,低龄老年人面临着数字鸿沟的挑战,其数字素养对幸福感的影响愈发显著。本文借助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深入探究了低龄老年人数字素养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素养对低龄老年人的幸福感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数字社交素养和数字工作素养的影响更为突出。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子女数量较多以及处于高网民规模地区的老年人群体,其数字素养对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素养通过提升社会经济地位和改善主观人际关系判断来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因此,政策制定者在推动老年人数字素养提升时,应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并加大对低网民规模地区老年人群体的数字教育支持,助力老年人在社交和工作场景中更好地运用数字技术,进而提升幸福感。

跨层级介入日益成为我国政府治理网络舆情的重要方式，这一变化反映了我国多层级治理体制在网络社会新场景下的转型。网络社会驱使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形成“共同在场”的风险共同体并同时承担起政权维系和公共治理两个职能，当代中国的多层级治理体制也因此由统治分离转向“统”“治”重合。本文借助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验证了公共治理职能上移和政权维系职能下移与政府跨层级介入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结果发现突击维稳型、舆情延宕型、催化议程型、政治窗口型、价值溃提型和诉求积蓄型是触发跨层级介入的六种条件构型。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进一步延伸了我国多层级治理体制的类型学划分；现实意义在于，提出我国信息社会里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的职能再划分以及属地负责制的重构。

《沙集模式15年：信息化时代中国农民网商的生产生活》一书通过对沙集镇电商发展历程的全过程考察，总结了信息化给农村居民生产生活带来的变化，深入探讨了电商在农村苗壮成长的原因。该书作者作为一位实务工作者，既重视市场中极富创新力的市场个体和农村企业家，也理解政府对地方产业发展与市场培育所起的关键作用，并提出政府、网商平台与新农人构成的三方合力框架。该书从国家一市场合力的角度对政商关系与产业发展的宝贵价值进行了提炼，本文将对此进行相应的阐释与评论。

当前元宇宙技术蓬勃发展，为数据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元宇宙数据收集记录与当前数据收集记录相比，其范围突破了有限性，扩展到了用户自身及其行为习惯的各个方面，具有全方位性，因此具有更大的数据安全风险，亟待研究者以前瞻性眼光进行预测和防范。本文在探讨元宇宙数据、元宇宙数据安全概念的基础上，以元宇宙用户、元宇宙平台、国家三类主体为基础，探讨了不同层面的元宇宙数据安全风险，分析元宇宙去中心化管理办法在数据安全风险预防和应对上的不足与弊端，提出应以多元共治作为基本原则预防和应对元宇宙数据安全风险；分析我国当前元宇宙数据安全相关制度状况与缺陷，提出我国在多元共治原则下预防和应对元宇宙数据安全风险的具体建议。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在文博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为建立文物资源大数据库，进一步推动文物数字化保护、活化利用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增强文化自信，本文依据博物馆行业现状，针对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建设的路径和挑战，梳理了全国博物馆和文物状态现状、文物元数据标准建立以及文物数字化工作开展情况。本文提出，在细化文物类别数据标准和文物元数据标准体系的基础上，深化文物数字化身份识别码管理体系，探索建立区域性文物数据中心，实现博物馆行业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及全国文物大数据交互平台；并就大数据在博物馆陈列展览、科学研究、公共教育三个方面的应用，分析其面临的挑战和解决思路。最后，本文对文物大数据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技术应用场景及其效果的不确定性与“无知”或"不可知"治理问题的凸显，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代行政国家的理性基质与工具基础。对于技术治理的社会认同因治理效能限度、伦理尺度失能以及“权力—权利”秩序结构失衡而式微，进而引发合法性危机。技术治理的合法性危机深植于基层治理公共性价值的退守和流失。因此，确证技术治理合法性基础、凝结完整的社会共识需要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程序理性与结果理性共同担保，还要重启技术的民主化进程，构建一种集技术的自我约束、道德伦理规范和刚性制度规制的控制体系，助推技术治理的公共性旨归。

在数字时代,科技公司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属性和互动机制呈现出一幅跨时代的新图景,科技公司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愈发重要和复杂的角色。这一新变化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界从不同角度对科技公司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展开了研究。基于对既有文献的系统梳理,本文尝试构建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从“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对象”这三个维度来考察数字时代科技公司与国家治理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时代的科技公司同时扮演着治理主体、治理工具和治理对象三种角色,而且三种角色密切关联、彼此形塑、共同演进,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运行,使国家治理既充满革新又高度复杂。这一探讨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科技公司在国家治理中角色的理解,也为推进数字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的分析思路。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当代人类的生活世界正在经历数字化变迁。无处不在的数字技术正成为权力的新来源和新表现形式,为传统权力概念赋予了数字化特征。这种权力的本质变化不可避免地对政治生活中的自由、民主和正义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针对《算法的力量:人类如何共同生存?》一书试图从技术的透明化和技术权力的分割两个维度突破数字系统控制的思路,本文基于技术的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了客观评析。

数字时代的到来，给科学技术与社会(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研究带来了什么影响?“数字”有没有带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还是说，它只是给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变量?在数字环境下，前数字时代的经典理论还能发挥普遍作用，为实践提供指导吗?还是说，在数字洪流中，理论已经沦为一个微弱的注脚? 数字时代 STS理论创新的意义何在? 在本次访谈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特聘教授王程韡从这些问题出发，谈论了他的学术研究经历、他对作为基础设施的数字技术的研究、他在数字流行病学方面的探索他在研究中对理论的理解，以及他对数字和数字化之含义的解读。

本文基于2023年全球数字社会的安全风险新形势和科技创新内在逻辑,对安全科技做出“公共品”的新定义,总结出其具有的压舱石与助燃剂双重价值,提出人工智能和安全科技将会是未来的两项通用技术。政企合作是安全科技成为公共品的核心驱动力,通过更多的公共力量投入,构建更好的安全科技实力和制度,采用数字化转型的“慢起飞模型”,新的安全技术将得到更好的发展,个人与社会为数字化转型所付出的代价也将更小。

人们普遍认为,人工智能对政治和民主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该技术常被视为解决关键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方案。人工智能也引发了诸多问题,如人类应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本文将这些议题置于技治主义民主困境背景中,利用关键节点概念进行讨论,提出两条人工智能政治路径,并对其基本假设展开批判性讨论。这为进一步探讨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框架,且有助于研究技术政治的重要问题,如人类专业知识相对于人工智能的作用、技术解决主义引发的问题,以及应在何种水平上治理人工智能和气候变化。

制造业日益成为国际经济的竞技场,数字化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自 2017 年始,中国将数字化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但国内制造业数字化程度仍面临地域、行业及企业间的发展不均衡状态。典型案例研究显示,纸品包装印刷行业目前正处于数字化装备普及阶段,呈现出工序简化、柔性化的生产范式转变。相比于规模性裁员,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失业更多体现为,在维持既有员工规模的基础上,产业规模增大与订单数增多的沉默裁员。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呈现出技能迭代效应,体现为核心操作技能被计算机程序替代,对非常规性任务、认知性任务与软技能的要求提升。这一过程也意味着技能的控制权从工人向工程师与管理人员转移。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就数字中国、网络强国、智慧社会建设做出重要部署,我国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法律制度和政策环境不断健全、完善。本文梳理、总结了深圳、杭州、苏州等地地方政府政务数字化发展经验,服务于建设强化市场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府,在数字化平台,高效率、高质量地实现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

作为数字化发展的关键抓手,智慧城市在应对日趋复杂的城市问题时优势越发明显。本文深入探讨了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内在动因,指出智慧城市可有效破除传统城市治理手段的局限性,强化政府内部赋能,推动外部公共赋权,深度赋能城市治理现代化发展。同时,本文从城市管理、交通管理、治安维护、应急管理和资源管理五大智慧城市主要实践领域出发,分析智慧城市赋能城市治理的典型应用场景,梳理智慧城市治理方式及其对城市治理现代化产生的积极影响,进一步推广智慧城市治理,并提出更多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思考技术—社会关系提出了新挑战，文化分析与技术建构论或能提供智识上的分析支点。《网络效应：浪漫主义、资本主义与互联网》一书，按时间顺序考察了早期微型计算机从军工联合体制度下大型计算机中脱胎的过程，以及第一代互联网所带来的浪漫主义与个人主义理念的复兴，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文化遗产与使用者体验推动技术与时代精神互动的技术社会史。个人观念、公众愿景以及价值观与共同文化在技术变迁中的能动性，能够拓宽技术社会前景这一议题的讨论视野，将人、社会关系、理想技术形态等期许纳入进来。

随着数据成为各行业发展的基础性要素和战略性资源,针对问题的分析研判正由经验判断向数据分析转变，由此产生了通过数据分析提出问题解决对策的数据赋能的主要范式。本文以问题触发的算法模型为响应机制,以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为思路,以原发问题为质性研究材料,以算法库为智能中枢,以实现从问题浮现到问题识别、问题提炼和问题响应全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为公共服务和商业智能领域真正实现以问题为导向发挥数据的基础要素和战略资源作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