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针对新冠疫情的健康指南极大限制或关闭了亲临现场的民族志研究，许多研究者因此开始转向使用微信、推特和Discord平台进行线上定性研究。在社会学中，这类日益涌现的定性研究常被置于“数字民族志”的树荫之下。然而，“何为数字民族志中的民族志性”这个问题依然有待商榷。本文认为，数字民族志研究不可避免地需要民族志学者在田野点就自我呈现和共同在场进行协商，而诸如内容分析或话语分析等其他形式的定性研究并不需要这种协商来满足其认识论立场。为了阐明这一论点，我们将提供一份关于社会学和其他相关学科中数字研究的简要综述。之后，我们会基于自身在数字社区和在地社区的民族志研究经验（在地民族志），探讨关于自我呈现和共同在场的抉择会如何促进或禁锢有意义的民族志数据采集。我们也将深入讨论如下相关问题：网络匿名的较低门槛是否合理化了隐蔽研究? 匿名性会产生更丰富的数据吗?数字民族志学者应如何融入研究环境中去?数字参与可能产生何种回响?我们认为，数字民族志与在地民族志共享一种认识论，使其有别于非参与形式的定性数字研究，即要求研究者长期用关系型方法在田野中收集数据。

深度媒介化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从“个体社会”到“自我社会”的研究视角转向,为在“连接泛在”的时代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社交与关系打开了新的视野。邱泽奇教授《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一书,以个体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为切入点探索数字社交的本质,为审思数字社交如何影响和重构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乐观主义态度。该书立足“连接泛在”的时代特征,系统性地阐释了“自我社会”的理论观点和基本主张,从数字家庭关系、数字朋友关系、数字工作关系和数字生活关系四重视角洞悉复杂的人类社会,以丰富生动的具体案例和鞭辟入里的理论分析对数字技术带来的关系重构以及建基于此的本质变革进行了整体探讨,为重新理解数字化社交和媒介化关系注入学术动力,并为个体如何面对数字时代的关系变革从而抵达心灵空间的幸福、避免走向群体孤独提供现实的指导,无论是在学术研究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在人类社会数字化趋势下,数字民族志被视为一个新兴的方法论范式。如果说数字民族志相比于传统民族志更适应数字化时代,那么其中会有哪些新特征? 此种讨论又何以能推进社会学的方法论发展及其学术使命? 为回答此问题,本文从时空条件、研究主体与数据收集三方面界定数字民族志,认为它既指向一种“切身共在”与“意义共享”的概念内涵,同时也强调一种“主体共存”的概念外延。换言之,田野工作者通过拟象空间与实体空间切身共在的方法,共享局内人生活世界的双重意义,继而向局外人转译局内知识。这种对民族志之数字化的方法论反思,或有助于学术共同体意识到重新审视人类社会主体关系共存的必要性及意义。

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正在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引发了智能社会这一新型社会形态的出现。本文对社会学领域智能社会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劳工经济与生产、技术权力与治理、社会互动与情感体验、社会不平等、智能社会研突的理论和方法革新等。目前，智能社会研突在国内社会学研究中还处于初步阶段，需要更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

随着经济深度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政府建设的加快推进，中国信息数据领域的制度建设明显提速，中央政府在顶层设计上已经为数据"站稳"新的生产要素和治理工具地位做好了充分准备。不过，尚有大量细节性的体制机制难题需要地方政府创造性地予以破解，特别是公共数据这一兼具公共与市场两种属性的治理对象。本文旨在"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语境下，呈现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阐述地方政府在公共数据治理中面临的两大全新任务——开放和授权运营；其二是梳理各地已经取得的重要进展，尤其关注机制创新等方面；其三是简要讨论治理者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以期在数据治理的现有研究中补充一个“地方视角”。

自我的形成过程、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数字社会中,个体自我的独立性不断增强,但这也伴随着个体心理危机,以及个体化、个体社会性等议题中的理解偏差。在阐述个体自我论和社会自我论两种研究取向的基础上,本文以符号互动论的代表性人物米德的社会自我论为切入点,强调自我的形成需要有他者的在场,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和社会互动中产生。本文分析了数字化社会中社会互动形式的变化,认为数字技术的普及使得个体社会关系和自我认同呈现出原子化、碎片化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并不意味着个体的形成不带有他者经验,而是说明社会组织本身的分散性。为在分散的数字社会中加强碎片化自我的建设,本文提出两种路径:一是借助项飙的“附近”概念,重新组织外界他者经验;二是利用霍耐特的三种承认模式———爱、法律和团结,在三种承认模式中寻求更高层次的共同体认同。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推进，融入人工智能技术的服务机器人正在各个行业大放异彩，协助人类员工高效地完成服务任务。基于蓬勃发展的服务机器人态势，本文首先总结了服务机器人的实践和历史，并对机器人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总结。其次，本文进一步对服务机器人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并提出服务机器人的机遇和挑战。在明确下一代服务机器人是实现人机共生、交互认知的基础上，本文从哲学视角探讨了机器人是否存在意识，并归纳和总结了对机器人是否存在意识的现有研究，提出当前机器人具有“机器意识”的观点。最后，基于政策和技术两个方面对我国大力发展服务机器人提出了可操作的建议。

机器体系的自动控制与独立分化催生出数字时代虚实共存、开放互联、多元集中的平台化劳动资料,劳动者在全景化、流动化的监控体系中被调制为资本掌控的数字傀儡。资本对人类智力和社会属性的剥削需求,使得借助网络联结起来的个体转化为数字劳工,扩展了总体工人的界限。工业劳动中智力因素的消解也逐渐外化出专业化脑力劳动者,将工厂中的机器看管活动转化为网络媒介中具备生产性、社会性、主体性的认知交往,并培育出主体间的通用智能,赋予劳动解放以数字潜能。劳动范式数字转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资本、劳动、技术的共同在场以及劳动解放的时代际遇,彰显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不朽价值。

电子游戏作为日益火热的社会文化现象，正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特别是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如何理解游戏本身、人与游戏的关系等问题备受重视，但游戏因具备种种新特性而往往容易被误解。那么，如何廓清人们对于游戏的种种误解，让游戏健康发展，让玩家可以在游戏中直面这个越来越多元的生活世界并反思自身，便成为学界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基于此，我们有幸邀请到著名青年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姜宇辉教授，请他为我们解读游戏的全新哲思。

数据表征将原始数据转化为人工智能模型能够高效处理的信息，是连接容易治理的数据和难以治理的模型的桥梁。国内外法律正在探索通过治理数据表征治理人工智能：国内针对特定场景算法的专门立法明确纳入数据表征，但难以具体适用；国外个人信息保护执法对法律如何适用于其表征有具体说理，但尚未形成体系立法。综之，通过适当借鉴国外说理，国内既有法律可以清晰适用于数据表征，从而增强人工智能治理。结合法律、市场、伦理、架构等层面的治理进展，数据表征有望成为人工智能治理——包括未来相应立法——中的关键环节。

《三体》不仅在人物刻画和情节描写方面蕴含诸多社会学元素，而且也提出了一种名为“黑暗森林法则”的社会理论。本文由此出发，对社会合作何以可能进行了讨论。借助阿克塞尔罗德、诺瓦克、鲍尔斯与金迪斯等人的研究，我们认为社会合作一方面产生于人类社会的自然进化，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不断推动世界社会前进的基本机制。就此而言，善良是社会进化和文明发展的伟大动力和终极尽头。

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多级账号间互动，形成了复杂的情绪传播结构，从而促使社交群体形成整体情感倾向。通过分析账号行为信息与传播式，可以对短视频引发的群体情绪进行量化，进而科学地把握舆论导向。本文定义了短视频的宏观与微观集群概念，并基于网络信任度模型，创新性地提出了基于集群传播链的短视频群体情绪传播效果量化方案。实证表明，不同短视频发布账号引发的传播效果存在显著差异，且官方发布账号具有更大的情绪传播影响力；头部发布账号能引发重要的直接社会影响，而微观集群情绪则揭示了舆论的进一步传播与扩散。最终的传播效果验证了情绪传播中的群体情绪趋同性特征主流官方媒体在情绪引导中具有权威性、实时性和专业性等优势。因此，针对突发事件中的社会群体情绪引导，本文建议官方媒体在第一时间获取并报道信息适时发挥其权威性，并创新报道的形式与角度，提升报道的内涵与深度。

通过考察围绕人工智能规制问题的争论，我们发现，关于该运用哪些方法使人工智能受到社会控制，无论是在技术、伦理、法律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方案之争的背后其实是定义之争。本文以人工智能的定义为分析线索，旨在促进对规制方案的理解。我们基于规制发生的场合、牵涉其中的行动者以及所采取的方法等三个要素，绘制了一个图谱，以揭示围绕控制人工智能的争论如何构建出四条不同的规制路径:第一，超人类主义者对超级智能的危险性的警惕，以及关于如何让其符合人类价值观的思考；第二，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如何在发展机器技术验证科学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责任化:第三，对人工智能系统损害基本权利的谴责与对权力再平衡的控制；第四，欧洲立法者通过控制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所进行的市场管控。

新媒体舆论生态下次生舆情频发，导致网络秩序管理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为增强相关职能部门应对次生舆情的能力，本文基于全息等级模型（HHM）分析法，提出了新媒体舆论生态下次生舆情防范与管控的思路和建议。本文以近年来网络群体性热点事件为例，深入分析了次生舆情产生的原因，提炼了次生舆情产生的相关特征，从技术、内容、机制等多个角度提出了防控次生舆情的思路和建议。

不久之前，人们曾将互联网视作一个去中心化、水平、开放的空间，将促进自由与平等。但现今，它已经围墙高筑、等级森严，仅由个别平台严加控制。这些守门人垄断了数据、注意力和基础设施，并将用户和竞争者围困其中。直至今日，我们仍然缺乏对 Alphabet、Meta和亚马逊等数字平台的监管措施。我们应当承认，律师、政策制定者和思想家的智识与制度储备已经难以判断、应对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负面影响与权力形态。纵然近来的监管方案已经悄然转变，但它们究竟又在多大程度上有所不同呢?为了理解早期规制方案的路径依赖和视野盲区，本文采用了谱系学研究方法，以“自由”“法律”“权力”和“民主”四个关键概念为基点，追溯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平台规制研究的演进过程。从早期的互联网监管议程中，本文提炼出三个颇具代表性的思想学派，即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和批判学派，它们塑造了数字平台规制研究的学说光谱:无政府主义对应规制厌恶；自由主义对应自我规制、信义义务、数据保护、反不正当竞争和公用事业监管；批判学派对应关于平台规制的批判性思考。虽然互联网的再中心化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一次重大变革，但是“自由”“权力”和“法律”这些基本概念仍然没有改变。如果想跳出自由市场时代的视野盲区，就必须转向“公用事业说”或“去中心化说”等新兴提案，尽管它们目前的构造仍然可能存在模糊和错漏。这两种提案都有望将我们从过去的错误中拯救出来，并促进我们对于数字经济时代法律作用的反思。

在当前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为老服务的供给低于需求。“时间银行”是很重要的为老服务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针对我国“时间银行”探索和实践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基于区块链的养老“时间银行”机制研究和设计。通过选择联盟链，设计养老“时间银行”的任务流程和功能、分层架构拓扑结构和交易流程，构建具有公信力的身份和服务认证、精准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去中心化的“时间银行”信息管理系统，提升组织和运营管理的效率，实现养老“时间银行”的通存通兑、可扩展性和可持续性。

近年来,国际层面的网络攻击行为日趋增多,典型网络攻击如“震网病毒”事件、DNC 黑客攻击事件等。而网络攻击的溯源,即归因问题,始终是网络安全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研究集中于突破归因的技术瓶颈,然而,本文认为这一研究路径系南辕北辙。网络攻击的应对难点不在于无法发现攻击痕迹,相反,当前并不存在技术障碍,真正的难点在于难以归责。构建一套法律体系(归因法)以认定责任主体、确定举证责任、解决国际争端,才是应对网络攻击的合理进路。本文通过研究现有程序规则,包括对抗制和纠问制的特点、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国家责任理论以及关于提供保密证据的规则,阐述了如何构建一套法律体系来识别网络攻击来源。此外,通过对比研究既有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本文探讨了归因法框架下的机构设置。 归因法的探索,于当前的互联网时代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国际法,维护网络空间国际秩序。

随着机器学习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已成为当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热点议题之一。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专家系统(expertsystem)为主流的早期人工智能研究就吸引了一批杰出的人文社科学者的关注他们从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角度做了深入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人工智能在当下的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著名人类学家露西·萨奇曼(L.Such-man)在80年代对美国施乐公司(Xerox)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loAlto Research Center，PARC)一款基于专家系统的交互式界面打印机的研发过程进行的详尽的民族志研究(Suchman，1987;Suchman，2006),是这方面的经典作品之一。萨奇曼目前为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近年来持续关注和研究人工智能技术的进展。她是人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HCI)领域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曾获美国语言学会“计算机与认知科学本杰明·富兰克林奖章”和美国计算机协会人机交互特别兴趣组“终身研究奖”。同时,萨奇曼长期活跃在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领域,是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4S)“贝尔纳奖”( BermalPrize)的获得者--这是该学会的最高奖项,历届获奖者包括STS领域的奠基者以及为增进对科学技术之社会维度的理解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在本次访谈中,萨奇曼分享了自己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在施乐公司20余年的学术研究和工作经历,对包括专家系统和机器学习在内的人工智能技术的长期思考,围绕当代自主武器系统(autonomous weaponsystems)的批判性研究和社会活动,以及对人文社科学者如何研究及影响技术实践等话题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