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作为变革性力量正在改变我们体验城市的方式,同样也在重塑探讨场所营造的语境和视角。平台的基础设施性角色、用户的多元实践和其他主体的加入,使得城市中的场所营造成为一个充满异质性、丰富细节和张力甚至冲突的领域。通过探讨平台城市主义、数字场所营造等理论,并对相关经验研究进行综述,本文试图厘清从数字场所营造到平台场所营造的演进脉络,并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平台化如何影响了作为城市理论经典概念的场所营造既存的矛盾性,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之间的二分。最后,本文着重反思了平台化语境如何影响了城市作为一个“社会”的属性和功能。

本文以 2014 年至 2024 年 3 月期间 CNKI 数据库收录的 326 篇关于数字社会治理领域的 CSSCI 期刊文章为数据来源,采用文献计量法 SATI 和可视化分析工具 CiteSpace 进行数据分析。首先,文章从发文趋势、文献来源、核心作者和发文机构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数字社会治理领域的宏观研究趋势,以及合作者和关键词的共现情况。其次,基于关键词共现进行聚类分析,研究近 10 年我国数字社会治理的研究热点和演化过程。研究发现,近 10 年来,我国数字社会治理研究的热度呈上升趋势,核心作者对研究的贡献率较高;研究热点集中在数字社会治理的概念内涵、数字化转型的生成机理和运作逻辑上,重点研究不同治理场域中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生发机制。最后,利用关键词时间区域图分析了数字社会治理领域近 10 年的发展趋势,提出未来应进一步围绕各种新兴技术赋能社会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的问题进行跨学科和全景式研究。

2024 年 11 月 23 日,“传播与智能城市”国际博士生工作坊暨第四届传播政治经济学青年学者工作坊在中国传媒大学成功举办,20 余位海内外学者共同探讨了“平台城市”的未来发展。全天讨论激烈,诸多理论线索可被概括为本土经验、学科边界、实践导向、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五个方面,将为平台城市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跨学科路径和本土化发展提供宝贵的理论洞见与实践指引。

数字平台越来越表现出对内权力滥用、对外肆意扩张的帝国化倾向,成为诸多社会经济乱象的根源。基于在牛津互联网研究所的多年积累,威利·莱顿维塔的《云端帝国:数字平台如何重塑经济与世界》一书对数字平台帝国化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首先分析了莱顿维塔的“云帝国”概念及其采用的制度历史分析视野,解释其中隐含的嵌套市场模型假设和制度变迁的异步性。在此基础上,呈现了数字平台通过建构电子商务市场制度而崛起的历史过程,以及面临市场利益相关者反抗所做出的制度调整。本文还将莱顿维塔的云帝国理论与技术封建主义、数字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对比,以说明该书在批判平台资本主义与提出替代性方案上的理论贡献。该书作为一本严谨、科学的学术专著,兼具可读性,但也因缺乏一个统领性的分析框架而存在一些不足。

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全球教育领域重要发展趋势之一。上海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工作正在逐步向大数据和技术支持的信息化、数据化督导过渡,普及普惠督导评估可视化研究恰逢其时。本文基于上海市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指标,分析督导评估可视化需求和应用场景,结合上海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监测数据,构建科学、适用的可视化指标体系,开展督导评估数据可视化研究,为上海市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赋予科学的数据支撑和决策辅助,助力教育督导工作的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数字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并没有逃离马克思主义的论域而成为一个免受批判的“美丽新世界”,相反,它更深入地走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论域。通过揭示数字资本主义下的网红经济与马克思《资本论》中“企业主理论”的同构性,可以发现,网红正是作为一种“新型企业主”,一方面参与数字平台对他人的剥削,另一方面自己也受到这种剥削,并且对这种剥削的存在浑然不觉。更进一步,网红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受到的剥削比在传统资本主义时代受到的剥削更广泛、更隐蔽。这启示我们:在数字资本主义新时代要与时俱进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戳破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神话,避免落入历史的陷阱。

行为公共管理是21世纪新兴的交叉学科。它以行为科学为指导,旨在填补传统公共管理在微观基础方面的不足,已成为促进政府—公民之间良性互动的关键因素。本文在现有理论基础与“政府行为—公民体验”双轮模型的基础上,剖析了现代科技在理论、方法及实践层面对行为公共管理产生的影响,并有如下研究成果:第一,构建了现代科技发展对行为公共管理的影响模型;第二,在技术进步背景下,实验研究法、大数据研究法等方法在行为公共管理中的应用成为可能,其研究范式从传统模式向“大数据+”现代行为公共管理范式转变;第三,现代科技的发展提升了预测和决策行为的精确度与可行性,但试图实现完全精准的行为科学预测和决策仍是不现实的;第四,现代科技发展为构建良好的“政府服务—公民参与”互动场域提供了有力支持。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首先,分析了智能时代的社会模式——“微粒社会”——的基本特点,包括数字化、监控化、解析化、评价化、单体化等;其次,探讨了“微粒社会”生成的技术逻辑、社会逻辑和文化逻辑;再次,剖析了“微粒社会”的三大革命(差异革命、智能革命和控制革命)及其引发的重大治理议题,如预防国家滑向“数字利维坦”、遏制平台巨头成为“大他者”、防止社会的两极分化、阻止智能机器风险失控、化解“微粒人”面临的难题等;最后,简要阐述了应对“微粒社会”治理议题的宏观思路。

数字劳动下劳资关系所呈现的“缓和”新态势,并不能瓦解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所阐释的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对抗性和资本逻辑的反人性,这一理论框架在当下仍然具有足够的现实穿透力。本文重新审视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在数字劳动背景下的适用性,以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为线索,梳理资本与劳动之间冲突的建立、隐匿、重现和消解的过程,并指出劳资关系背后的资本逻辑对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阻碍和抑制,倡导充分发挥数字劳动的合理性,通过提高劳动者能力素质、积极赋权数字劳动者、打破数据传播闭环、遏制平台垄断和非法营利等途径,破解个体数字化困境,推进人类解放的真正实现。

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必须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维护公民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 当前,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使人们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信息处理红利的同时,也面临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和利用的困扰。 随着企业为提升经济效益而对收集、分析和处理公民个人信息的需求不断增长,公民对保护个人信息和限制对其获取的需求也日益增强。 这两种法益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导致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上呈现“重利用轻保护”的失衡格局。 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仍存在立法回应模糊、司法适用不清、监管机制落后等问题,亟须加快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制度、行政监督和民事救济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以回应现实需求。

“平台”概念常被回溯到信息技术的发展脉络中,从芯片硬件、应用软件直至智能交互技术,都被视为彰显数字平台特殊性和划时代意义的重要环节。本文试图进一步将数字平台与城市的联系追溯至更久远的历史,尤其聚焦20世纪的社会技术物———汽车。通过对贯穿20世纪的汽车文化及同期城市空间的研究进行梳理,本文以流动和连接为线索,在空间政治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下,再思汽车社会化进程与城市空间意义的相互构建,并探讨这两条脉络在当下数字平台城市研究中结合的可能性。数字平台与城市空间的深度融合,使得过去各有偏向的空间研究在概念上有所呼应和互补,正如数字平台在既有城市基础设施上的整合、联结与扩展,展现出了强大的网络组织效应。在探讨平台城市时,我们不能忽视既有漫长城市发展史所积淀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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