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际层面的网络攻击行为日趋增多,典型网络攻击如“震网病毒”事件、DNC 黑客攻击事件等。而网络攻击的溯源,即归因问题,始终是网络安全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研究集中于突破归因的技术瓶颈,然而,本文认为这一研究路径系南辕北辙。网络攻击的应对难点不在于无法发现攻击痕迹,相反,当前并不存在技术障碍,真正的难点在于难以归责。构建一套法律体系(归因法)以认定责任主体、确定举证责任、解决国际争端,才是应对网络攻击的合理进路。本文通过研究现有程序规则,包括对抗制和纠问制的特点、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国家责任理论以及关于提供保密证据的规则,阐述了如何构建一套法律体系来识别网络攻击来源。此外,通过对比研究既有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本文探讨了归因法框架下的机构设置。 归因法的探索,于当前的互联网时代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国际法,维护网络空间国际秩序。

人口老龄化与消费数字化趋势相互交织,“银发一族”已成为信息时代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群体。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运用k均值聚类分析法构建数字鸿沟指数,并将其作为解释变量展开实证分析,探讨数字鸿沟对银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鸿沟显著抑制了银发家庭的消费。从个体特征来看,低龄、女性、已婚未离异、文化程度高、身体健康、非农业户口以及养老金较高的银发家庭消费水平更高;从家庭特征来看,同住家庭成员较少、家庭总收入较高的银发家庭消费水平更高。因此,应从个人、家庭、政府、社会和企业等不同层面缩小中国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以释放银发家庭消费潜能。研究结果拓展了对数字与信息时代老年消费影响因素的认识,为优化面向银发家庭消费的人口与经济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行为公共管理是21世纪新兴的交叉学科。它以行为科学为指导,旨在填补传统公共管理在微观基础方面的不足,已成为促进政府—公民之间良性互动的关键因素。本文在现有理论基础与“政府行为—公民体验”双轮模型的基础上,剖析了现代科技在理论、方法及实践层面对行为公共管理产生的影响,并有如下研究成果:第一,构建了现代科技发展对行为公共管理的影响模型;第二,在技术进步背景下,实验研究法、大数据研究法等方法在行为公共管理中的应用成为可能,其研究范式从传统模式向“大数据+”现代行为公共管理范式转变;第三,现代科技的发展提升了预测和决策行为的精确度与可行性,但试图实现完全精准的行为科学预测和决策仍是不现实的;第四,现代科技发展为构建良好的“政府服务—公民参与”互动场域提供了有力支持。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首先,分析了智能时代的社会模式——“微粒社会”——的基本特点,包括数字化、监控化、解析化、评价化、单体化等;其次,探讨了“微粒社会”生成的技术逻辑、社会逻辑和文化逻辑;再次,剖析了“微粒社会”的三大革命(差异革命、智能革命和控制革命)及其引发的重大治理议题,如预防国家滑向“数字利维坦”、遏制平台巨头成为“大他者”、防止社会的两极分化、阻止智能机器风险失控、化解“微粒人”面临的难题等;最后,简要阐述了应对“微粒社会”治理议题的宏观思路。

我国智慧托育服务已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政策语境也逐渐明晰,其发展日益受到重视。 相关政策涉及婴幼儿照护服务信息管理系统与平台建设、婴幼儿照护服务资源的供需对接、婴幼儿照护服务的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以及培育智慧托育新业态、支持和指导家庭科学育儿等方面。 这些政策为智慧托育服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制度环境。 浙江省、江苏省和广东省的智慧托育服务实践经验,为智慧托育服务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我们应立足于供需各方,明确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与期望,加强资源整合与共享利用,搭建数字化治理平台,强化数字赋能与分析利用。

技术将边界划定和信息传播机制纳入自然化过程,这一趋势引发了媒介研究领域对接口概念的关注。以穿戴式设备为例,数字接口的设计并非依赖孤立的技术指标,而是基于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意识形态,并在具身实践中重新定义了用户及其身体。此外,随着新技术的出现,接口的变化导致了媒介互动形式的改变,进而影响了社会交往领域。在探讨技术接口设计背后的意识形态时,技术的价值至关重要。尽管技术专家试图寻找甚至声称找到了某种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判断,且适用于不同文化背景和时期,但技术的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变化影响着技术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

智慧康养新业态是发展银发经济重点培育的潜力产业,但在众多利好政策的推动下,智慧康养产品与服务的有效需求不足,供需结构矛盾依然显著。本文通过对无锡地方性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描述了智慧康养产品与设备的购买意愿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无锡市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水平不高,智慧康养产品的购买意愿也不高。在智慧健康、生活照护、情感慰藉、安全健康、康复护理和移动助行这五类产品中,购买意愿最高的是健康管理类产品。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水平、城乡居住地、居住安排、劳动参与和家人支持,显著地影响了他们的购买意愿。因此,本文建议从全生命周期、全社会视角培育和规划智慧康养市场,营造鼓励和支持老年人使用智慧产品的友好环境。同时,从需求出发,设计人性化、适老化和差异化的产品与服务,以提高老年人的使用体验,并鼓励老年人树立积极健康的老龄观,主动融入信息社会。

《平台资本主义》一书梳理了平台资本主义在西方发展的历史脉络,并通过对西方主要平台的观察列举了其特点,分析其以数据为核心的运作逻辑和盈利模式,最后讨论了平台资本主义在现阶段呈现出的竞争、垄断、合作和排斥等多样关系。 该书将纷繁复杂的平台经济现象放到宏观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进行讨论,提供了一个批判性分析的视角。 这种分析视角对理解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有借鉴意义,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随着数据成为各行业发展的基础性要素和战略性资源,针对问题的分析研判正由经验判断向数据分析转变，由此产生了通过数据分析提出问题解决对策的数据赋能的主要范式。本文以问题触发的算法模型为响应机制,以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为思路,以原发问题为质性研究材料,以算法库为智能中枢,以实现从问题浮现到问题识别、问题提炼和问题响应全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为公共服务和商业智能领域真正实现以问题为导向发挥数据的基础要素和战略资源作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探索。

《技术封建主义》是法国左翼经济学家、社会评论家塞德里克·迪朗2020年出版的著作,2024年出版中文版。该书阐述了数字技术统治下资本主义经济的封建化转向,以一种人类社会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面向系统性地剖析了技术封建主义假说的缘起与逻辑结构。当然,由于对马克思“利润”“劳动”等概念的误读,以及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帝国式的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过程的忽略,这一假说也受到了批评,质疑作者将垄断资本主义的亚形态误认为资本主义的终结。跳出审视的眼光,本文更关注的是迪朗对社会平台化进程中所暴露的问题之针砭而引发的关于平台的思考,并以此为启发尝试初步建构起“平台帝国”的全新想象。

传统统计调查面临成本高昂、样本损耗及时效滞后等系统性难题,而大语言模型(LLMs)驱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GAI)为革新数据获取范式提供了新途径。 本文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LHLS)为实证场景,构建基于LLMs的老年健康数据生成框架,借助知识增强技术注入先验规则,对2021年追踪样本的自评健康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进行高保真模拟。 研究发现,知识增强有效突破了通用大模型的局限,校正了模型偏差,较为准确地复现了健康指标与健康行为、人口学因素的关联模式。 然而,技术落地仍面临三重挑战。 基于此,本文提出在认识上构建“人机互馈”、方法上建立“人机共审”、生态上实现“人机共生”的“人类—AI”协同的社会研究新范式。

全球老龄化与数智技术革新相互交织,为改善老年健康状况带来了严峻挑战与全新机遇。 本文从监测预警、医疗干预、治疗范式、社会心理支持四个维度,系统梳理了国外数智技术重塑老年健康领域新生态的实践探索,探讨了数智技术赋能老年健康领域的风险图谱,分析了数据主权蚀风险、数字鸿沟固化风险、技术适配缺陷风险、自主性消解风险,这些风险反映了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深层矛盾。 最后,本文从如下四个方面,探讨了国外研究和实践给中国老年健康领域数智技术创新带来的启示:构建“制度—技术—能力”三位一体的数据安全防护体系,筑牢数据安全防线;聚焦设计伦理、情感适配、伦理监管,赋予技术人文温度;协同能力提升、资源下沉、政策激励,弥合数字鸿沟;激活年龄多样性,实现代际共创。

约瑟夫·魏岑鲍姆于20世纪60年代开发的ELIZA,堪称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计算机程序之一。ELIZA,尤其是其最著名的人格DOCTOR,至今仍是程序员的灵感源泉。它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AI)更广泛的讨论,催生了诸多对其的模仿。作为所有对话界面和聊天机器人的鼻祖,ELIZA尤其令研究AI和计算领域的工程师、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着迷。ELIZA能凭借相对少量的计算机代码生成类人回应,这一能力为大量类似程序铺平了道路。这些程序以对话智能体和其他人机界面的形式出现,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催生出数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将探讨魏岑鲍姆对AI的贡献,并结合生成式AI(如ChatGPT)的当代发展状况,思考其更具批判性的著作。此外,本文还将通过研究有关ELIZA的讨论,为当前围绕机器学习和AI的争论提供一些思路。

崔国所著的《未来社区:城市更新的全球理念与六个样本》一书,对于推进社区更新与空间治理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该书结构清晰,共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书中指出了在中国城市更新的背景下社区的实践探索与发展方向;其次,从科技、关系、治理、物业、公益五大方面出发,强调未来社区建设的系统性与综合性,并深入探讨技术与人本的互动关系及其重要性;最后,该书详细介绍了六个未来社区的全球实践案例,以比较的视角理解中国特色。 基于《未来社区》一书,未来将进一步综合探讨社区的各个治理要素,以实现整体效应。在技术化路径与技术的价值理性之间寻求平衡,更加注重提升技术的治理效能,强化中国特色治理方案的探索。

平台作为变革性力量正在改变我们体验城市的方式,同样也在重塑探讨场所营造的语境和视角。平台的基础设施性角色、用户的多元实践和其他主体的加入,使得城市中的场所营造成为一个充满异质性、丰富细节和张力甚至冲突的领域。通过探讨平台城市主义、数字场所营造等理论,并对相关经验研究进行综述,本文试图厘清从数字场所营造到平台场所营造的演进脉络,并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平台化如何影响了作为城市理论经典概念的场所营造既存的矛盾性,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之间的二分。最后,本文着重反思了平台化语境如何影响了城市作为一个“社会”的属性和功能。

尽管学界高度重视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乡村女性劳动参与及其经济社会价值,但对数字下乡如何赋能乡村女性职业发展的内在机制仍缺乏深入研究。 本文基于某平台企业在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公益项目实践的案例分析,发现“职业再造”是数字赋能乡村女性职业发展的关键逻辑,具体体现为三种路径机制:一是职业空间再造催生“数字蓝领”,通过引入在地化、灵活性就业岗位,重构工作与家庭的物理边界,有效激活留守女性长期被碎片化和隐形化的劳动时间与人力资源;二是职业技能再造培育“数字白领”,依托新兴数字就业岗位推动返乡青年女性的“再技能化”,突破传统体制内外的二元职业结构局限,为其构建基于新型人力资本积累的职业流动通道;三是职业认同再造形塑“数字新农人”身份,通过数字创业实现经济成功与社会价值认同,推动农民从固化的社会身份标签向具有示范效应的现代农民职业转变。 本文结论为通过数字下乡推动女性劳动力职业发展、增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全面二孩”政策是“六普”后国家对人口政策做出的重要调整。 政策落地后在短期内释放了积压的生育需求,但长期效果并未达预期,也未能扭转低生育率趋势。 政策实施节点也是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从峰值回落的转折点,且流动人口的主体是育龄人口,因此该群体的生育意愿和行为受到关注。 那么,“流动”是不是抑制二孩生育意愿的核心要素? 本文旨在探究二孩生育意愿的生成机制。 为此,研究先运用倾向值匹配(PSM)方法,对“流动是否为核心抑制因素”这一命题进行严格检验;在排除“流动”因素后,运用大语言模型(LLM)对家庭二孩生育意愿的复杂决策过程进行仿真。 研究发现,“流动”的抑制效应被高估,在控制选择性后其影响并不显著。 无论是否流动,家庭的二孩决策均由一组共通的核心因素主导,即经济考量、母亲健康、养育支持体系。 仿真分析还表明,政策初期社会普遍心态为“犹豫观望”,凸显了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需解决各个群体共通的现实困境,而非仅聚焦特定人群。

在老龄化与数智化相互交织且城乡差异显著,以及互联网风险与信任再造的时代背景下,本文留意到短视频具有广覆盖、低门槛的使用特性,进而试图探究短视频使用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 2023 年全国农村中老年人调查数据显示,农村中老年短视频用户群体占比79.64%,其中高龄老年人存在数字排斥现象,使用短视频相较于不使用短视频能显著提高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与此同时,该效用存在年龄异质性,低龄老年人借助短视频能够有效缓解因社会角色退出引发的心理落差,显著提升生活满意度,而这对高龄老年人与60岁以下的中年人而言并不显著。 此外,就短视频使用内容而言,关注权威机构的农村中老年人能显著提升其生活满意度。 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社会信任在短视频使用频率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能够显著促进短视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本文认为,需实施精准适老改造,开发方言交互、防误触等适老化功能板块;构建信任导向的治理机制,建立政务类、健康类权威账号白名单并实施算法加权推送;推动基层政务短视频账号建设,促进线上信任向线下参与转化,从而促进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必须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维护公民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 当前,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使人们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信息处理红利的同时,也面临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和利用的困扰。 随着企业为提升经济效益而对收集、分析和处理公民个人信息的需求不断增长,公民对保护个人信息和限制对其获取的需求也日益增强。 这两种法益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导致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上呈现“重利用轻保护”的失衡格局。 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仍存在立法回应模糊、司法适用不清、监管机制落后等问题,亟须加快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制度、行政监督和民事救济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以回应现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