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视频平台的火爆使得用户隐私信息面临泄露和被二次利用的风险不仅可能给用户带来损失，也可能导致平台的信任危机，从而不利于平台的健康发展，而隐私悖论现象是用户陷入隐私暴露风险的重要诱因。研究短视频隐私悖论的产生机制和路径，有助于分析各因素对隐私悖论现象的影响，进而保护用户隐私。本文基于隐私计算理论，从用户心理角度构建了短视频隐私悖论产生路径的理论模型，通过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方法对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感知收益、隐私披露倾向和行为扭曲因素与短视频用户隐私悖论存在关联关系：可通过增强用户的隐私管理能力、提升用户对收益和风险的认知平衡以及规范短视频平台隐私数据商业化行为以平衡用户隐私保护和短视频平台健康发展。

当前中国的平台劳动研究领域，对社交媒体上从事“创意劳动”的内容创作者关注相对不足。本文回顾了达菲的《（不能）用你的爱好赚钱：性别、社交媒体与野心劳动》一书对美国社交媒体平台上时尚、美妆、生活方式类女性博主的研究。达菲用“野心劳动”概念指代女性博主在“用你的爱好赚钱”这种理念驱使下从事的没有或很少报酬的工作。她们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状况下付出大量免费劳动，以期待未来在社交媒体上取得成功。达菲同时揭示了女性博主所面临的“本真性”与自我推广、创意与商业、追求兴趣与专业工作之间的基本冲突。最后，本文讨论了此书对中国平台劳动研究领域的启发。

本文聚焦平台城市主义视角下的外出就餐实践,选取Z世代成年消费者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进行探索性研究。研究揭示,在平台城市主义视角下,用户的外出就餐行为呈现出决策前置、去空间化、消费中介化及“求新”化的趋势。这些变化进一步在用户的社会心态层面引发了一种寻求安全感与不安感的内在张力,具体体现在“避雷”心态的形成、信任机制的重塑以及“薅羊毛”价值观的建构上。借助“结构—能动”框架,研究明确了平台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定位:平台正逐渐“固化”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然而用户并未被动地接受这一结构,而是围绕其展开了积极的物质性实践。

在数字经济时代,具有历史深度和传统积淀的正能量文化在网络空间中出现;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商业模式,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在这种背景下,网络消费渠道是否对大学生传统文化认同符号消费产生重要影响,值得关注。本文基于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网络消费渠道对传统文化认同符号消费的影响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发现网络消费渠道对大学生的传统文化认同符号消费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分样本检验发现,网络消费渠道对澳门内地生的传统文化认同符号消费未产生显著影响,内地网络消费渠道对传统文化认同符号消费的作用在内地澳门生群体中也未见显现。中介机制分析表明,冲动消费观念、理性消费观念均是网络消费渠道影响大学生传统文化认同符号消费的重要中介因子。调节效应分析发现,相对于女性大学生,网络消费渠道会增强男性大学生传统文化认同消费;相对于澳门身份大学生而言,网络消费渠道对内地大学生群体的影响更大;大学生社会兼职时间越长,网络消费渠道对大学生传统文化认同符号消费的影响越小。

2024 年 11 月 23 日,“传播与智能城市”国际博士生工作坊暨第四届传播政治经济学青年学者工作坊在中国传媒大学成功举办,20 余位海内外学者共同探讨了“平台城市”的未来发展。全天讨论激烈,诸多理论线索可被概括为本土经验、学科边界、实践导向、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五个方面,将为平台城市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跨学科路径和本土化发展提供宝贵的理论洞见与实践指引。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与文献回顾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全面梳理了中英文核心期刊中碳排放权交易对我国经济影响的研究成果，并基于此建立了碳交易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框架，总结出了碳交易政策影响中国经济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首先，中国的碳交易政策可以在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和微观企业四个领域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其次，从碳交易政策的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出发，本文还提炼出了碳交易政策的成本约束效应、创新激励效应、创新资源聚集效应、能源替代效应、要素替代效应、消费升级效应等作用机制；最后结合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现实背景，本文提出应推进碳交易政策公平性建设，丰富参与碳交易的市场主体，制定差异化的碳交易政策，并重视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以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为计算智能和数字思维发展的新阶段,近期兴起的基于大模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已初具通用人工智能的特征,且实现了从现实空间、数据空间到生成空间的突破性进展。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方面在安全和伦理上存在可能危及人类生存的风险,另一方面存在一定的社会伦理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是金融行业在数字化转型大潮推动下的必然趋势。在金融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包括优化客户体验和定制个性化推荐、金融欺诈检测和预防、风险评估和信用评分、交易和投资策略优化、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提升合规效率等。与此同时,金融大模型的应用也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担忧,数据隐私、偏见、可解释性等伦理风险在该领域备受关注,而上述风险的共性问题主要在于生成内容的“幻觉”、数据投毒以及合成数据的使用。面对金融大模型的伦理和法律风险,对其进行伦理治理将更有利于对大模型潜在伦理和法律风险的整体治理。对于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而言:首先,应深入理解不同层级的伦理和治理原则,明确其背后的价值观和优先考量,从而根据具体需求确立金融大模型伦理治理的基本理念;其次,通过明确我国科技伦理和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指导思想,探索金融大模型伦理治理的工作思路;最后,积极开展科技伦理审查工作,走向负责任和可问责的金融大模型伦理治理。

农村独居、高龄和失能老年人面临多重挑战,其长期照护需求受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等因素限制,一直未得到有效满足。 此外,家庭养老照护逐渐式微,政府购买服务的财政压力较大,互助养老的专业性不足,以及各方社会组织服务水平较低等现实困境和挑战逐渐显现。 为此,国家不断出台相关政策,引入社会资本以补充养老服务体系,并推进“互联网+养老”模式,以保障养老服务供给的数量、质量与效率。 本文以北京市平谷区 J 社会企业为例,分析其在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长期照护服务时的运行机制和面临的现实困境,总结社会企业参与农村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的经验与启示,以助力社会企业更好地提供农村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满足农村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保障他们的晚年幸福。

全球老龄化与数智技术革新相互交织,为改善老年健康状况带来了严峻挑战与全新机遇。 本文从监测预警、医疗干预、治疗范式、社会心理支持四个维度,系统梳理了国外数智技术重塑老年健康领域新生态的实践探索,探讨了数智技术赋能老年健康领域的风险图谱,分析了数据主权蚀风险、数字鸿沟固化风险、技术适配缺陷风险、自主性消解风险,这些风险反映了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深层矛盾。 最后,本文从如下四个方面,探讨了国外研究和实践给中国老年健康领域数智技术创新带来的启示:构建“制度—技术—能力”三位一体的数据安全防护体系,筑牢数据安全防线;聚焦设计伦理、情感适配、伦理监管,赋予技术人文温度;协同能力提升、资源下沉、政策激励,弥合数字鸿沟;激活年龄多样性,实现代际共创。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在文博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为建立文物资源大数据库，进一步推动文物数字化保护、活化利用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增强文化自信，本文依据博物馆行业现状，针对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建设的路径和挑战，梳理了全国博物馆和文物状态现状、文物元数据标准建立以及文物数字化工作开展情况。本文提出，在细化文物类别数据标准和文物元数据标准体系的基础上，深化文物数字化身份识别码管理体系，探索建立区域性文物数据中心，实现博物馆行业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及全国文物大数据交互平台；并就大数据在博物馆陈列展览、科学研究、公共教育三个方面的应用，分析其面临的挑战和解决思路。最后，本文对文物大数据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技术将边界划定和信息传播机制纳入自然化过程,这一趋势引发了媒介研究领域对接口概念的关注。以穿戴式设备为例,数字接口的设计并非依赖孤立的技术指标,而是基于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意识形态,并在具身实践中重新定义了用户及其身体。此外,随着新技术的出现,接口的变化导致了媒介互动形式的改变,进而影响了社会交往领域。在探讨技术接口设计背后的意识形态时,技术的价值至关重要。尽管技术专家试图寻找甚至声称找到了某种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判断,且适用于不同文化背景和时期,但技术的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变化影响着技术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

智慧康养新业态是发展银发经济重点培育的潜力产业,但在众多利好政策的推动下,智慧康养产品与服务的有效需求不足,供需结构矛盾依然显著。本文通过对无锡地方性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描述了智慧康养产品与设备的购买意愿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无锡市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水平不高,智慧康养产品的购买意愿也不高。在智慧健康、生活照护、情感慰藉、安全健康、康复护理和移动助行这五类产品中,购买意愿最高的是健康管理类产品。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水平、城乡居住地、居住安排、劳动参与和家人支持,显著地影响了他们的购买意愿。因此,本文建议从全生命周期、全社会视角培育和规划智慧康养市场,营造鼓励和支持老年人使用智慧产品的友好环境。同时,从需求出发,设计人性化、适老化和差异化的产品与服务,以提高老年人的使用体验,并鼓励老年人树立积极健康的老龄观,主动融入信息社会。

如何界定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可专利性,是实务、司法和学界不容回避的问题。解决方法应回归对技术方案中自然人贡献的认定。挖掘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成因,可以发现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本质是“自然人贡献+工具贡献”。自然人贡献不仅涵盖了自然人对技术方案的直接贡献,也包括对人工智能的构建、训练、调整等技术革新性贡献。工具贡献属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能力范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利用工具的能力水涨船高,使工具贡献本质上不具备“非显而易见性”。对待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应在现行专利法框架内合理确定技术方案中自然人的贡献,通过对比现有技术和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能力,最终确定是否符合专利法的创造性要求。

传统统计调查面临成本高昂、样本损耗及时效滞后等系统性难题,而大语言模型(LLMs)驱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GAI)为革新数据获取范式提供了新途径。 本文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LHLS)为实证场景,构建基于LLMs的老年健康数据生成框架,借助知识增强技术注入先验规则,对2021年追踪样本的自评健康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进行高保真模拟。 研究发现,知识增强有效突破了通用大模型的局限,校正了模型偏差,较为准确地复现了健康指标与健康行为、人口学因素的关联模式。 然而,技术落地仍面临三重挑战。 基于此,本文提出在认识上构建“人机互馈”、方法上建立“人机共审”、生态上实现“人机共生”的“人类—AI”协同的社会研究新范式。

当前，跨部门数据共享仍是制约数字政府建设的因素之一。本文依据演化博弈理论，针对跨部门数据共享不充分的多主体协同困境，抽象出数据管理部门和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参与跨部门数据共享的博弈关系，构建了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求解博弈系统稳定性的约束条件，并借助仿真技术分析了主要参数对博弈系统演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跨部门数据共享过程存在多方积极的稳态策略点：政府职能部门提高数据共享投入强度，可以提升数据共享的外部性效应；机构间信任关系存量的积累，能逐步消解不同部门在数据共享上的认知差异。这些因素可以促使政府职能部门和数据管理部门选择积极共享策略。当前中国的政务数据共享协调机制和“好差评”制度建设等，可以对政府职能部门和数据管理部门形成内外结合的调节机制，促使多部门更加积极地参与跨部门数据共享。

人口老龄化与消费数字化趋势相互交织,“银发一族”已成为信息时代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群体。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运用k均值聚类分析法构建数字鸿沟指数,并将其作为解释变量展开实证分析,探讨数字鸿沟对银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鸿沟显著抑制了银发家庭的消费。从个体特征来看,低龄、女性、已婚未离异、文化程度高、身体健康、非农业户口以及养老金较高的银发家庭消费水平更高;从家庭特征来看,同住家庭成员较少、家庭总收入较高的银发家庭消费水平更高。因此,应从个人、家庭、政府、社会和企业等不同层面缩小中国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以释放银发家庭消费潜能。研究结果拓展了对数字与信息时代老年消费影响因素的认识,为优化面向银发家庭消费的人口与经济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平台资本主义》一书梳理了平台资本主义在西方发展的历史脉络,并通过对西方主要平台的观察列举了其特点,分析其以数据为核心的运作逻辑和盈利模式,最后讨论了平台资本主义在现阶段呈现出的竞争、垄断、合作和排斥等多样关系。 该书将纷繁复杂的平台经济现象放到宏观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进行讨论,提供了一个批判性分析的视角。 这种分析视角对理解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有借鉴意义,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领域引发了重要的伦理问题。理解这些伦理问题需要一种超越技术本身的视角，将技术所处的社会技术系统包括在内。社会技术系统是指涵盖材料设备、人际关系、组织政策、企业契约和政府法规的广泛集合,它们塑造了数字健康技术的接受和使用方式。评估数字健康技术的生命伦理学进路,通常受限于技术自身特征引发的伦理问题。仅考虑技术功能的伦理视角,不足以评估技术应用对于照护环境及其所属更大范围的健康相关生态系统所产生的广泛影响。首先,回顾了数字健康的生命伦理学研究的现有进路,并借用设计伦理与科学技术学(STS)的概念批评这些进路的狭隘观点;其次,对数字健康技术应用于医疗保健环境中所产生的社会技术系统加以论述,概述了在此广阔视角下对数字健康技术展开全面的伦理分析需要注意的各类因素:最后,从社会技术视角概述了社会正义对伦理分析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