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统计调查面临成本高昂、样本损耗及时效滞后等系统性难题,而大语言模型(LLMs)驱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GAI)为革新数据获取范式提供了新途径。 本文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LHLS)为实证场景,构建基于LLMs的老年健康数据生成框架,借助知识增强技术注入先验规则,对2021年追踪样本的自评健康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进行高保真模拟。 研究发现,知识增强有效突破了通用大模型的局限,校正了模型偏差,较为准确地复现了健康指标与健康行为、人口学因素的关联模式。 然而,技术落地仍面临三重挑战。 基于此,本文提出在认识上构建“人机互馈”、方法上建立“人机共审”、生态上实现“人机共生”的“人类—AI”协同的社会研究新范式。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与文献回顾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全面梳理了中英文核心期刊中碳排放权交易对我国经济影响的研究成果，并基于此建立了碳交易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框架，总结出了碳交易政策影响中国经济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首先，中国的碳交易政策可以在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和微观企业四个领域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其次，从碳交易政策的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出发，本文还提炼出了碳交易政策的成本约束效应、创新激励效应、创新资源聚集效应、能源替代效应、要素替代效应、消费升级效应等作用机制；最后结合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现实背景，本文提出应推进碳交易政策公平性建设，丰富参与碳交易的市场主体，制定差异化的碳交易政策，并重视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以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但关于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以及互联网使用程度如何调节这些关系的研究仍相对欠缺。对此,本文将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和主观幸福感依次设定为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研究对象为不同互联网使用程度的公众,数据来源于 2021 年中国社会调查数据(CGSS)。通过实证分析,本文有如下发现:首先互联网使用程度对主观幸福感没有直接影响,受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正向效应;其次,互联网使用程度越高,公众的社会公平感越低,不同省份的公众对社会公平感的感知具有一定差异:再次,性别差异也会影响社会公平感,女性的社会公平感更低;最后,社会信任感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内在机制是前者引起了公众社会公平感的变化。相对于其他群体,有时使用互联网的群体的社会信任感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最强,其社会公乎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最强:从不使用互联网的群体的社会信任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强。据此,本文建议持续探究解救“数字难民”的路径,提升公众网络信息素养,建设绿色健康网络环境,提高公众主观幸福感。

作为计算智能和数字思维发展的新阶段,近期兴起的基于大模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已初具通用人工智能的特征,且实现了从现实空间、数据空间到生成空间的突破性进展。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方面在安全和伦理上存在可能危及人类生存的风险,另一方面存在一定的社会伦理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是金融行业在数字化转型大潮推动下的必然趋势。在金融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包括优化客户体验和定制个性化推荐、金融欺诈检测和预防、风险评估和信用评分、交易和投资策略优化、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提升合规效率等。与此同时,金融大模型的应用也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担忧,数据隐私、偏见、可解释性等伦理风险在该领域备受关注,而上述风险的共性问题主要在于生成内容的“幻觉”、数据投毒以及合成数据的使用。面对金融大模型的伦理和法律风险,对其进行伦理治理将更有利于对大模型潜在伦理和法律风险的整体治理。对于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而言:首先,应深入理解不同层级的伦理和治理原则,明确其背后的价值观和优先考量,从而根据具体需求确立金融大模型伦理治理的基本理念;其次,通过明确我国科技伦理和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指导思想,探索金融大模型伦理治理的工作思路;最后,积极开展科技伦理审查工作,走向负责任和可问责的金融大模型伦理治理。

农村独居、高龄和失能老年人面临多重挑战,其长期照护需求受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等因素限制,一直未得到有效满足。 此外,家庭养老照护逐渐式微,政府购买服务的财政压力较大,互助养老的专业性不足,以及各方社会组织服务水平较低等现实困境和挑战逐渐显现。 为此,国家不断出台相关政策,引入社会资本以补充养老服务体系,并推进“互联网+养老”模式,以保障养老服务供给的数量、质量与效率。 本文以北京市平谷区 J 社会企业为例,分析其在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长期照护服务时的运行机制和面临的现实困境,总结社会企业参与农村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的经验与启示,以助力社会企业更好地提供农村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满足农村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保障他们的晚年幸福。

技术将边界划定和信息传播机制纳入自然化过程,这一趋势引发了媒介研究领域对接口概念的关注。以穿戴式设备为例,数字接口的设计并非依赖孤立的技术指标,而是基于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意识形态,并在具身实践中重新定义了用户及其身体。此外,随着新技术的出现,接口的变化导致了媒介互动形式的改变,进而影响了社会交往领域。在探讨技术接口设计背后的意识形态时,技术的价值至关重要。尽管技术专家试图寻找甚至声称找到了某种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判断,且适用于不同文化背景和时期,但技术的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变化影响着技术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

智慧康养新业态是发展银发经济重点培育的潜力产业,但在众多利好政策的推动下,智慧康养产品与服务的有效需求不足,供需结构矛盾依然显著。本文通过对无锡地方性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描述了智慧康养产品与设备的购买意愿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无锡市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水平不高,智慧康养产品的购买意愿也不高。在智慧健康、生活照护、情感慰藉、安全健康、康复护理和移动助行这五类产品中,购买意愿最高的是健康管理类产品。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水平、城乡居住地、居住安排、劳动参与和家人支持,显著地影响了他们的购买意愿。因此,本文建议从全生命周期、全社会视角培育和规划智慧康养市场,营造鼓励和支持老年人使用智慧产品的友好环境。同时,从需求出发,设计人性化、适老化和差异化的产品与服务,以提高老年人的使用体验,并鼓励老年人树立积极健康的老龄观,主动融入信息社会。

数字劳动下劳资关系所呈现的“缓和”新态势,并不能瓦解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所阐释的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对抗性和资本逻辑的反人性,这一理论框架在当下仍然具有足够的现实穿透力。本文重新审视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在数字劳动背景下的适用性,以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为线索,梳理资本与劳动之间冲突的建立、隐匿、重现和消解的过程,并指出劳资关系背后的资本逻辑对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阻碍和抑制,倡导充分发挥数字劳动的合理性,通过提高劳动者能力素质、积极赋权数字劳动者、打破数据传播闭环、遏制平台垄断和非法营利等途径,破解个体数字化困境,推进人类解放的真正实现。

本文是对全喜卿《数据区隔：关联、社群和新的承认政治》一书的评论。通过四个关键词，全喜卿在此书中探讨了如今大数据机器学习量化区隔和预测人类行为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在优生学、社会学和大众传媒实践中的历史根源：关联关系将人的过去和未来绑定：同质偏好聚集起了相似的人群；计算真实将人的情感展示自动化：承认识别加固了形态各异的误承认。互联网最终分裂成了无数个缺乏沟通的极化圈层。全喜卿认为挣脱困局的方法是走出“同温层”，生活在差异中。

人口老龄化与消费数字化趋势相互交织,“银发一族”已成为信息时代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群体。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运用k均值聚类分析法构建数字鸿沟指数,并将其作为解释变量展开实证分析,探讨数字鸿沟对银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鸿沟显著抑制了银发家庭的消费。从个体特征来看,低龄、女性、已婚未离异、文化程度高、身体健康、非农业户口以及养老金较高的银发家庭消费水平更高;从家庭特征来看,同住家庭成员较少、家庭总收入较高的银发家庭消费水平更高。因此,应从个人、家庭、政府、社会和企业等不同层面缩小中国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以释放银发家庭消费潜能。研究结果拓展了对数字与信息时代老年消费影响因素的认识,为优化面向银发家庭消费的人口与经济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具有历史深度和传统积淀的正能量文化在网络空间中出现;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商业模式,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在这种背景下,网络消费渠道是否对大学生传统文化认同符号消费产生重要影响,值得关注。本文基于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网络消费渠道对传统文化认同符号消费的影响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发现网络消费渠道对大学生的传统文化认同符号消费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分样本检验发现,网络消费渠道对澳门内地生的传统文化认同符号消费未产生显著影响,内地网络消费渠道对传统文化认同符号消费的作用在内地澳门生群体中也未见显现。中介机制分析表明,冲动消费观念、理性消费观念均是网络消费渠道影响大学生传统文化认同符号消费的重要中介因子。调节效应分析发现,相对于女性大学生,网络消费渠道会增强男性大学生传统文化认同消费;相对于澳门身份大学生而言,网络消费渠道对内地大学生群体的影响更大;大学生社会兼职时间越长,网络消费渠道对大学生传统文化认同符号消费的影响越小。

当前中国的平台劳动研究领域，对社交媒体上从事“创意劳动”的内容创作者关注相对不足。本文回顾了达菲的《（不能）用你的爱好赚钱：性别、社交媒体与野心劳动》一书对美国社交媒体平台上时尚、美妆、生活方式类女性博主的研究。达菲用“野心劳动”概念指代女性博主在“用你的爱好赚钱”这种理念驱使下从事的没有或很少报酬的工作。她们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状况下付出大量免费劳动，以期待未来在社交媒体上取得成功。达菲同时揭示了女性博主所面临的“本真性”与自我推广、创意与商业、追求兴趣与专业工作之间的基本冲突。最后，本文讨论了此书对中国平台劳动研究领域的启发。

2024 年 11 月 23 日,“传播与智能城市”国际博士生工作坊暨第四届传播政治经济学青年学者工作坊在中国传媒大学成功举办,20 余位海内外学者共同探讨了“平台城市”的未来发展。全天讨论激烈,诸多理论线索可被概括为本土经验、学科边界、实践导向、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五个方面,将为平台城市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跨学科路径和本土化发展提供宝贵的理论洞见与实践指引。

《平台资本主义》一书梳理了平台资本主义在西方发展的历史脉络,并通过对西方主要平台的观察列举了其特点,分析其以数据为核心的运作逻辑和盈利模式,最后讨论了平台资本主义在现阶段呈现出的竞争、垄断、合作和排斥等多样关系。 该书将纷繁复杂的平台经济现象放到宏观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进行讨论,提供了一个批判性分析的视角。 这种分析视角对理解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有借鉴意义,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在文博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为建立文物资源大数据库，进一步推动文物数字化保护、活化利用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增强文化自信，本文依据博物馆行业现状，针对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建设的路径和挑战，梳理了全国博物馆和文物状态现状、文物元数据标准建立以及文物数字化工作开展情况。本文提出，在细化文物类别数据标准和文物元数据标准体系的基础上，深化文物数字化身份识别码管理体系，探索建立区域性文物数据中心，实现博物馆行业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及全国文物大数据交互平台；并就大数据在博物馆陈列展览、科学研究、公共教育三个方面的应用，分析其面临的挑战和解决思路。最后，本文对文物大数据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我国智慧托育服务已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政策语境也逐渐明晰,其发展日益受到重视。 相关政策涉及婴幼儿照护服务信息管理系统与平台建设、婴幼儿照护服务资源的供需对接、婴幼儿照护服务的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以及培育智慧托育新业态、支持和指导家庭科学育儿等方面。 这些政策为智慧托育服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制度环境。 浙江省、江苏省和广东省的智慧托育服务实践经验,为智慧托育服务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我们应立足于供需各方,明确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与期望,加强资源整合与共享利用,搭建数字化治理平台,强化数字赋能与分析利用。

如何界定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可专利性,是实务、司法和学界不容回避的问题。解决方法应回归对技术方案中自然人贡献的认定。挖掘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成因,可以发现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本质是“自然人贡献+工具贡献”。自然人贡献不仅涵盖了自然人对技术方案的直接贡献,也包括对人工智能的构建、训练、调整等技术革新性贡献。工具贡献属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能力范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利用工具的能力水涨船高,使工具贡献本质上不具备“非显而易见性”。对待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应在现行专利法框架内合理确定技术方案中自然人的贡献,通过对比现有技术和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能力,最终确定是否符合专利法的创造性要求。

尽管学界高度重视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乡村女性劳动参与及其经济社会价值,但对数字下乡如何赋能乡村女性职业发展的内在机制仍缺乏深入研究。 本文基于某平台企业在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公益项目实践的案例分析,发现“职业再造”是数字赋能乡村女性职业发展的关键逻辑,具体体现为三种路径机制:一是职业空间再造催生“数字蓝领”,通过引入在地化、灵活性就业岗位,重构工作与家庭的物理边界,有效激活留守女性长期被碎片化和隐形化的劳动时间与人力资源;二是职业技能再造培育“数字白领”,依托新兴数字就业岗位推动返乡青年女性的“再技能化”,突破传统体制内外的二元职业结构局限,为其构建基于新型人力资本积累的职业流动通道;三是职业认同再造形塑“数字新农人”身份,通过数字创业实现经济成功与社会价值认同,推动农民从固化的社会身份标签向具有示范效应的现代农民职业转变。 本文结论为通过数字下乡推动女性劳动力职业发展、增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