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 20 年里,计算技术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行政管理到虚拟货币,其作用日益凸显。探究计算机和计算技术如何影响人类社会,以及社会如何反作用于技术发展,已成为人文社科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一些技术史学者开始从社会、经济等多元视角来审视计算机与人类历史的交织。与此同时,计算科学家们也逐渐认识到保存计算机相关历史资料的价值。明尼苏达大学的查尔斯·巴贝奇研究中心(Charles Babbage Institute, CBI)在这一领域的贡献尤为突出。该中心主任由杰夫(J. Yost) 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曾在多个重要岗位上任职,包括《IEEE计算机史年鉴》 ( IEEE Annals of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 的编辑(2008—2011)、 “ 计算机历史” ( History of Computing) 丛书的合作编辑(2019—2021)。 目前,他正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计算与文化” ( Studiesin Computing and Culture) 丛书的合作编辑。在由杰夫和前所长米萨(T.Misa)教授的共同努力下,CBI 已经成为美国领先的计算机史研究中心。其档案库中珍藏着对美国计算技术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两大公司的资料,这两大公司分别是巴勒斯加法机公司(Burroughs Adding Machine Company)和控制资料公司(Control Data Corporation)。 此外,CBI还出版了《界面:计算机和文化论著及评论》(Interfaces Essays and Reviews in Computing and Culture)。 在本次访谈中,由杰夫分享了他的研究领域转向、历史对理解和规范计算技术的作用,以及历史学者如何与其他领域学者和计算机专家进行交流等见解。同时,他也揭示了CBI崛起为美国最重要的计算技术历史研究中心的秘诀。 "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在文博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为建立文物资源大数据库，进一步推动文物数字化保护、活化利用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增强文化自信，本文依据博物馆行业现状，针对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建设的路径和挑战，梳理了全国博物馆和文物状态现状、文物元数据标准建立以及文物数字化工作开展情况。本文提出，在细化文物类别数据标准和文物元数据标准体系的基础上，深化文物数字化身份识别码管理体系，探索建立区域性文物数据中心，实现博物馆行业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及全国文物大数据交互平台；并就大数据在博物馆陈列展览、科学研究、公共教育三个方面的应用，分析其面临的挑战和解决思路。最后，本文对文物大数据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主观年龄是个体对衰老进程的主观体验，而年轻化倾向的主观年龄则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互联网的高度普及，探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年龄的影响，对实现积极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本文基于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采用OLS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年龄(感知年龄、外表年龄、老化年龄)的影响，比较不同性别和是否失能老人之间的异质性，并检验社会适应的中介作用。数据结果显示：第一，互联网使用有助于老年人建立积极的感知年龄、外表年龄和老化年龄；第二，互联网使用对失能老人群体形成积极的感知年龄、外表年龄和老化年龄更为有利，且更有助于女性建立积极的感知年龄和外表年龄,而男性则更容易形成积极的老化年龄；第三，社会适应在互联网使用与主观年龄(感知年龄、外表年龄、老化年龄)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并对老化年龄的影响解释力最大。因此，在推进智慧养老的过程中，应考虑到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水平、性别及是否失能等，从而充分发挥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年龄的积极作用,为实现积极老龄化、促进老年人幸福生活提供有效路径。

延迟性是我们所知的法律的核心要素——解释法律规范并质疑其要求的能力取决于文本为公民提供的时间的空间性。当法律实践与应用进一步引入计算系统时，这些空间面临着崩塌的威胁，因为"计算守法主义"的即时性抛弃了文本天然的缓慢性。为维持该法律保护的性质，我们要明确延迟性在法律过程的哪些方面发挥着规范性作用，并确保它被如实反映在被引入的计算系统的示能上。这必然要求我们关注这些系统的设计和生产，并抵制弥漫在当代设计实践中的“效率”意识形态。

短视频平台的火爆使得用户隐私信息面临泄露和被二次利用的风险不仅可能给用户带来损失，也可能导致平台的信任危机，从而不利于平台的健康发展，而隐私悖论现象是用户陷入隐私暴露风险的重要诱因。研究短视频隐私悖论的产生机制和路径，有助于分析各因素对隐私悖论现象的影响，进而保护用户隐私。本文基于隐私计算理论，从用户心理角度构建了短视频隐私悖论产生路径的理论模型，通过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方法对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感知收益、隐私披露倾向和行为扭曲因素与短视频用户隐私悖论存在关联关系：可通过增强用户的隐私管理能力、提升用户对收益和风险的认知平衡以及规范短视频平台隐私数据商业化行为以平衡用户隐私保护和短视频平台健康发展。

人们普遍认为,人工智能对政治和民主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该技术常被视为解决关键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方案。人工智能也引发了诸多问题,如人类应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本文将这些议题置于技治主义民主困境背景中,利用关键节点概念进行讨论,提出两条人工智能政治路径,并对其基本假设展开批判性讨论。这为进一步探讨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框架,且有助于研究技术政治的重要问题,如人类专业知识相对于人工智能的作用、技术解决主义引发的问题,以及应在何种水平上治理人工智能和气候变化。

“平台”概念常被回溯到信息技术的发展脉络中,从芯片硬件、应用软件直至智能交互技术,都被视为彰显数字平台特殊性和划时代意义的重要环节。本文试图进一步将数字平台与城市的联系追溯至更久远的历史,尤其聚焦20世纪的社会技术物———汽车。通过对贯穿20世纪的汽车文化及同期城市空间的研究进行梳理,本文以流动和连接为线索,在空间政治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下,再思汽车社会化进程与城市空间意义的相互构建,并探讨这两条脉络在当下数字平台城市研究中结合的可能性。数字平台与城市空间的深度融合,使得过去各有偏向的空间研究在概念上有所呼应和互补,正如数字平台在既有城市基础设施上的整合、联结与扩展,展现出了强大的网络组织效应。在探讨平台城市时,我们不能忽视既有漫长城市发展史所积淀的思想资源。

本文聚焦平台城市主义视角下的外出就餐实践,选取Z世代成年消费者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进行探索性研究。研究揭示,在平台城市主义视角下,用户的外出就餐行为呈现出决策前置、去空间化、消费中介化及“求新”化的趋势。这些变化进一步在用户的社会心态层面引发了一种寻求安全感与不安感的内在张力,具体体现在“避雷”心态的形成、信任机制的重塑以及“薅羊毛”价值观的建构上。借助“结构—能动”框架,研究明确了平台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定位:平台正逐渐“固化”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然而用户并未被动地接受这一结构,而是围绕其展开了积极的物质性实践。

如何界定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可专利性,是实务、司法和学界不容回避的问题。解决方法应回归对技术方案中自然人贡献的认定。挖掘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成因,可以发现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本质是“自然人贡献+工具贡献”。自然人贡献不仅涵盖了自然人对技术方案的直接贡献,也包括对人工智能的构建、训练、调整等技术革新性贡献。工具贡献属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能力范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利用工具的能力水涨船高,使工具贡献本质上不具备“非显而易见性”。对待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应在现行专利法框架内合理确定技术方案中自然人的贡献,通过对比现有技术和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的能力,最终确定是否符合专利法的创造性要求。

作为数字化发展的关键抓手,智慧城市在应对日趋复杂的城市问题时优势越发明显。本文深入探讨了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内在动因,指出智慧城市可有效破除传统城市治理手段的局限性,强化政府内部赋能,推动外部公共赋权,深度赋能城市治理现代化发展。同时,本文从城市管理、交通管理、治安维护、应急管理和资源管理五大智慧城市主要实践领域出发,分析智慧城市赋能城市治理的典型应用场景,梳理智慧城市治理方式及其对城市治理现代化产生的积极影响,进一步推广智慧城市治理,并提出更多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本文以 2014 年至 2024 年 3 月期间 CNKI 数据库收录的 326 篇关于数字社会治理领域的 CSSCI 期刊文章为数据来源,采用文献计量法 SATI 和可视化分析工具 CiteSpace 进行数据分析。首先,文章从发文趋势、文献来源、核心作者和发文机构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数字社会治理领域的宏观研究趋势,以及合作者和关键词的共现情况。其次,基于关键词共现进行聚类分析,研究近 10 年我国数字社会治理的研究热点和演化过程。研究发现,近 10 年来,我国数字社会治理研究的热度呈上升趋势,核心作者对研究的贡献率较高;研究热点集中在数字社会治理的概念内涵、数字化转型的生成机理和运作逻辑上,重点研究不同治理场域中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生发机制。最后,利用关键词时间区域图分析了数字社会治理领域近 10 年的发展趋势,提出未来应进一步围绕各种新兴技术赋能社会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的问题进行跨学科和全景式研究。

农村独居、高龄和失能老年人面临多重挑战,其长期照护需求受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等因素限制,一直未得到有效满足。 此外,家庭养老照护逐渐式微,政府购买服务的财政压力较大,互助养老的专业性不足,以及各方社会组织服务水平较低等现实困境和挑战逐渐显现。 为此,国家不断出台相关政策,引入社会资本以补充养老服务体系,并推进“互联网+养老”模式,以保障养老服务供给的数量、质量与效率。 本文以北京市平谷区 J 社会企业为例,分析其在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长期照护服务时的运行机制和面临的现实困境,总结社会企业参与农村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的经验与启示,以助力社会企业更好地提供农村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满足农村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保障他们的晚年幸福。

约瑟夫·魏岑鲍姆为躲避纳粹而移居美国后,致力于数学研究并成为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教授。他因ELIZA程序而闻名。该程序的功能是模拟一位(至少在表面上)试图从心理层面理解客户的心理治疗师,成为现今模拟人类语言的聊天机器人的早期先例。魏岑鲍姆的研究使他逐渐对计算机的可能性、局限性和用途持批判态度。他关于计算机对人类经验世界影响的开创性著作《计算机的力量和人的理性》,触及了一个在当时全新、很大程度上未知且即将迎来爆发式增长的领域。本文为魏岑鲍姆在1998年接受的一次访谈,主要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类比论证,以及人机关系的批判性思考。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与文献回顾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全面梳理了中英文核心期刊中碳排放权交易对我国经济影响的研究成果，并基于此建立了碳交易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框架，总结出了碳交易政策影响中国经济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首先，中国的碳交易政策可以在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和微观企业四个领域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其次，从碳交易政策的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出发，本文还提炼出了碳交易政策的成本约束效应、创新激励效应、创新资源聚集效应、能源替代效应、要素替代效应、消费升级效应等作用机制；最后结合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现实背景，本文提出应推进碳交易政策公平性建设，丰富参与碳交易的市场主体，制定差异化的碳交易政策，并重视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以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基于2023年全球数字社会的安全风险新形势和科技创新内在逻辑,对安全科技做出“公共品”的新定义,总结出其具有的压舱石与助燃剂双重价值,提出人工智能和安全科技将会是未来的两项通用技术。政企合作是安全科技成为公共品的核心驱动力,通过更多的公共力量投入,构建更好的安全科技实力和制度,采用数字化转型的“慢起飞模型”,新的安全技术将得到更好的发展,个人与社会为数字化转型所付出的代价也将更小。

作为计算智能和数字思维发展的新阶段,近期兴起的基于大模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已初具通用人工智能的特征,且实现了从现实空间、数据空间到生成空间的突破性进展。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方面在安全和伦理上存在可能危及人类生存的风险,另一方面存在一定的社会伦理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是金融行业在数字化转型大潮推动下的必然趋势。在金融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包括优化客户体验和定制个性化推荐、金融欺诈检测和预防、风险评估和信用评分、交易和投资策略优化、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提升合规效率等。与此同时,金融大模型的应用也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担忧,数据隐私、偏见、可解释性等伦理风险在该领域备受关注,而上述风险的共性问题主要在于生成内容的“幻觉”、数据投毒以及合成数据的使用。面对金融大模型的伦理和法律风险,对其进行伦理治理将更有利于对大模型潜在伦理和法律风险的整体治理。对于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而言:首先,应深入理解不同层级的伦理和治理原则,明确其背后的价值观和优先考量,从而根据具体需求确立金融大模型伦理治理的基本理念;其次,通过明确我国科技伦理和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指导思想,探索金融大模型伦理治理的工作思路;最后,积极开展科技伦理审查工作,走向负责任和可问责的金融大模型伦理治理。

制造业日益成为国际经济的竞技场,数字化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自 2017 年始,中国将数字化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但国内制造业数字化程度仍面临地域、行业及企业间的发展不均衡状态。典型案例研究显示,纸品包装印刷行业目前正处于数字化装备普及阶段,呈现出工序简化、柔性化的生产范式转变。相比于规模性裁员,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失业更多体现为,在维持既有员工规模的基础上,产业规模增大与订单数增多的沉默裁员。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呈现出技能迭代效应,体现为核心操作技能被计算机程序替代,对非常规性任务、认知性任务与软技能的要求提升。这一过程也意味着技能的控制权从工人向工程师与管理人员转移。

本文是利用新闻大数据对区域一体化水平进行测度的首次尝试。本文采集并处理了长三角地区 41 座城市的新闻媒体在 2016-2022 年发布的所有新闻报道,利用大数据文本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技术测度长三角一体化水平，并以长三角一体化指数呈现历时态(时间)与共时态(空间)下一体化的趋势与差异,探索了一条借助新闻大数据测度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