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跨部门数据共享仍是制约数字政府建设的因素之一。本文依据演化博弈理论，针对跨部门数据共享不充分的多主体协同困境，抽象出数据管理部门和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参与跨部门数据共享的博弈关系，构建了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求解博弈系统稳定性的约束条件，并借助仿真技术分析了主要参数对博弈系统演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跨部门数据共享过程存在多方积极的稳态策略点：政府职能部门提高数据共享投入强度，可以提升数据共享的外部性效应；机构间信任关系存量的积累，能逐步消解不同部门在数据共享上的认知差异。这些因素可以促使政府职能部门和数据管理部门选择积极共享策略。当前中国的政务数据共享协调机制和“好差评”制度建设等，可以对政府职能部门和数据管理部门形成内外结合的调节机制，促使多部门更加积极地参与跨部门数据共享。

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多级账号间互动，形成了复杂的情绪传播结构，从而促使社交群体形成整体情感倾向。通过分析账号行为信息与传播式，可以对短视频引发的群体情绪进行量化，进而科学地把握舆论导向。本文定义了短视频的宏观与微观集群概念，并基于网络信任度模型，创新性地提出了基于集群传播链的短视频群体情绪传播效果量化方案。实证表明，不同短视频发布账号引发的传播效果存在显著差异，且官方发布账号具有更大的情绪传播影响力；头部发布账号能引发重要的直接社会影响，而微观集群情绪则揭示了舆论的进一步传播与扩散。最终的传播效果验证了情绪传播中的群体情绪趋同性特征主流官方媒体在情绪引导中具有权威性、实时性和专业性等优势。因此，针对突发事件中的社会群体情绪引导，本文建议官方媒体在第一时间获取并报道信息适时发挥其权威性，并创新报道的形式与角度，提升报道的内涵与深度。

短视频平台的火爆使得用户隐私信息面临泄露和被二次利用的风险不仅可能给用户带来损失，也可能导致平台的信任危机，从而不利于平台的健康发展，而隐私悖论现象是用户陷入隐私暴露风险的重要诱因。研究短视频隐私悖论的产生机制和路径，有助于分析各因素对隐私悖论现象的影响，进而保护用户隐私。本文基于隐私计算理论，从用户心理角度构建了短视频隐私悖论产生路径的理论模型，通过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方法对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感知收益、隐私披露倾向和行为扭曲因素与短视频用户隐私悖论存在关联关系：可通过增强用户的隐私管理能力、提升用户对收益和风险的认知平衡以及规范短视频平台隐私数据商业化行为以平衡用户隐私保护和短视频平台健康发展。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与文献回顾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全面梳理了中英文核心期刊中碳排放权交易对我国经济影响的研究成果，并基于此建立了碳交易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框架，总结出了碳交易政策影响中国经济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首先，中国的碳交易政策可以在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和微观企业四个领域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其次，从碳交易政策的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出发，本文还提炼出了碳交易政策的成本约束效应、创新激励效应、创新资源聚集效应、能源替代效应、要素替代效应、消费升级效应等作用机制；最后结合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现实背景，本文提出应推进碳交易政策公平性建设，丰富参与碳交易的市场主体，制定差异化的碳交易政策，并重视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以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在文博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为建立文物资源大数据库，进一步推动文物数字化保护、活化利用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增强文化自信，本文依据博物馆行业现状，针对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建设的路径和挑战，梳理了全国博物馆和文物状态现状、文物元数据标准建立以及文物数字化工作开展情况。本文提出，在细化文物类别数据标准和文物元数据标准体系的基础上，深化文物数字化身份识别码管理体系，探索建立区域性文物数据中心，实现博物馆行业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及全国文物大数据交互平台；并就大数据在博物馆陈列展览、科学研究、公共教育三个方面的应用，分析其面临的挑战和解决思路。最后，本文对文物大数据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我国智慧托育服务已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政策语境也逐渐明晰,其发展日益受到重视。 相关政策涉及婴幼儿照护服务信息管理系统与平台建设、婴幼儿照护服务资源的供需对接、婴幼儿照护服务的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以及培育智慧托育新业态、支持和指导家庭科学育儿等方面。 这些政策为智慧托育服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制度环境。 浙江省、江苏省和广东省的智慧托育服务实践经验,为智慧托育服务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我们应立足于供需各方,明确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与期望,加强资源整合与共享利用,搭建数字化治理平台,强化数字赋能与分析利用。

人口老龄化与消费数字化趋势相互交织,“银发一族”已成为信息时代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群体。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运用k均值聚类分析法构建数字鸿沟指数,并将其作为解释变量展开实证分析,探讨数字鸿沟对银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鸿沟显著抑制了银发家庭的消费。从个体特征来看,低龄、女性、已婚未离异、文化程度高、身体健康、非农业户口以及养老金较高的银发家庭消费水平更高;从家庭特征来看,同住家庭成员较少、家庭总收入较高的银发家庭消费水平更高。因此,应从个人、家庭、政府、社会和企业等不同层面缩小中国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以释放银发家庭消费潜能。研究结果拓展了对数字与信息时代老年消费影响因素的认识,为优化面向银发家庭消费的人口与经济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农村独居、高龄和失能老年人面临多重挑战,其长期照护需求受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等因素限制,一直未得到有效满足。 此外,家庭养老照护逐渐式微,政府购买服务的财政压力较大,互助养老的专业性不足,以及各方社会组织服务水平较低等现实困境和挑战逐渐显现。 为此,国家不断出台相关政策,引入社会资本以补充养老服务体系,并推进“互联网+养老”模式,以保障养老服务供给的数量、质量与效率。 本文以北京市平谷区 J 社会企业为例,分析其在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长期照护服务时的运行机制和面临的现实困境,总结社会企业参与农村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的经验与启示,以助力社会企业更好地提供农村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满足农村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保障他们的晚年幸福。

主观年龄是个体对衰老进程的主观体验，而年轻化倾向的主观年龄则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互联网的高度普及，探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年龄的影响，对实现积极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本文基于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采用OLS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年龄(感知年龄、外表年龄、老化年龄)的影响，比较不同性别和是否失能老人之间的异质性，并检验社会适应的中介作用。数据结果显示：第一，互联网使用有助于老年人建立积极的感知年龄、外表年龄和老化年龄；第二，互联网使用对失能老人群体形成积极的感知年龄、外表年龄和老化年龄更为有利，且更有助于女性建立积极的感知年龄和外表年龄,而男性则更容易形成积极的老化年龄；第三，社会适应在互联网使用与主观年龄(感知年龄、外表年龄、老化年龄)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并对老化年龄的影响解释力最大。因此，在推进智慧养老的过程中，应考虑到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水平、性别及是否失能等，从而充分发挥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年龄的积极作用,为实现积极老龄化、促进老年人幸福生活提供有效路径。

2024 年 11 月 23 日,“传播与智能城市”国际博士生工作坊暨第四届传播政治经济学青年学者工作坊在中国传媒大学成功举办,20 余位海内外学者共同探讨了“平台城市”的未来发展。全天讨论激烈,诸多理论线索可被概括为本土经验、学科边界、实践导向、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五个方面,将为平台城市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跨学科路径和本土化发展提供宝贵的理论洞见与实践指引。

“平台”概念常被回溯到信息技术的发展脉络中,从芯片硬件、应用软件直至智能交互技术,都被视为彰显数字平台特殊性和划时代意义的重要环节。本文试图进一步将数字平台与城市的联系追溯至更久远的历史,尤其聚焦20世纪的社会技术物———汽车。通过对贯穿20世纪的汽车文化及同期城市空间的研究进行梳理,本文以流动和连接为线索,在空间政治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下,再思汽车社会化进程与城市空间意义的相互构建,并探讨这两条脉络在当下数字平台城市研究中结合的可能性。数字平台与城市空间的深度融合,使得过去各有偏向的空间研究在概念上有所呼应和互补,正如数字平台在既有城市基础设施上的整合、联结与扩展,展现出了强大的网络组织效应。在探讨平台城市时,我们不能忽视既有漫长城市发展史所积淀的思想资源。

平台作为变革性力量正在改变我们体验城市的方式,同样也在重塑探讨场所营造的语境和视角。平台的基础设施性角色、用户的多元实践和其他主体的加入,使得城市中的场所营造成为一个充满异质性、丰富细节和张力甚至冲突的领域。通过探讨平台城市主义、数字场所营造等理论,并对相关经验研究进行综述,本文试图厘清从数字场所营造到平台场所营造的演进脉络,并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平台化如何影响了作为城市理论经典概念的场所营造既存的矛盾性,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之间的二分。最后,本文着重反思了平台化语境如何影响了城市作为一个“社会”的属性和功能。

本文聚焦平台城市主义视角下的外出就餐实践,选取Z世代成年消费者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进行探索性研究。研究揭示,在平台城市主义视角下,用户的外出就餐行为呈现出决策前置、去空间化、消费中介化及“求新”化的趋势。这些变化进一步在用户的社会心态层面引发了一种寻求安全感与不安感的内在张力,具体体现在“避雷”心态的形成、信任机制的重塑以及“薅羊毛”价值观的建构上。借助“结构—能动”框架,研究明确了平台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定位:平台正逐渐“固化”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然而用户并未被动地接受这一结构,而是围绕其展开了积极的物质性实践。

尽管学界高度重视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乡村女性劳动参与及其经济社会价值,但对数字下乡如何赋能乡村女性职业发展的内在机制仍缺乏深入研究。 本文基于某平台企业在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公益项目实践的案例分析,发现“职业再造”是数字赋能乡村女性职业发展的关键逻辑,具体体现为三种路径机制:一是职业空间再造催生“数字蓝领”,通过引入在地化、灵活性就业岗位,重构工作与家庭的物理边界,有效激活留守女性长期被碎片化和隐形化的劳动时间与人力资源;二是职业技能再造培育“数字白领”,依托新兴数字就业岗位推动返乡青年女性的“再技能化”,突破传统体制内外的二元职业结构局限,为其构建基于新型人力资本积累的职业流动通道;三是职业认同再造形塑“数字新农人”身份,通过数字创业实现经济成功与社会价值认同,推动农民从固化的社会身份标签向具有示范效应的现代农民职业转变。 本文结论为通过数字下乡推动女性劳动力职业发展、增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在老龄化与数智化相互交织且城乡差异显著,以及互联网风险与信任再造的时代背景下,本文留意到短视频具有广覆盖、低门槛的使用特性,进而试图探究短视频使用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 2023 年全国农村中老年人调查数据显示,农村中老年短视频用户群体占比79.64%,其中高龄老年人存在数字排斥现象,使用短视频相较于不使用短视频能显著提高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与此同时,该效用存在年龄异质性,低龄老年人借助短视频能够有效缓解因社会角色退出引发的心理落差,显著提升生活满意度,而这对高龄老年人与60岁以下的中年人而言并不显著。 此外,就短视频使用内容而言,关注权威机构的农村中老年人能显著提升其生活满意度。 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社会信任在短视频使用频率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能够显著促进短视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本文认为,需实施精准适老改造,开发方言交互、防误触等适老化功能板块;构建信任导向的治理机制,建立政务类、健康类权威账号白名单并实施算法加权推送;推动基层政务短视频账号建设,促进线上信任向线下参与转化,从而促进生活满意度的提升。